中国人没有幸福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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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没有幸福感原因

第一、没有精神寄托。

幸福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有幸福感的人一定有精神寄托，比如宗教信仰、主义信仰或事业追求等。信仰涉及人的终极关怀，也就是说人在精神上能找到最终归宿。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觉得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虔诚的佛教徒认为行善就是幸福。有些没有信仰的人对此可能确实无法理解。

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信宗教；几千年的孔孟之道被“砸烂孔家店”“批林批孔”批倒了；共产主义随着苏联东欧的聚变甚至被妖魔化；西方民主自由思想被说成“不适合中国国情”……那么中国人唯一信仰的就是拜金主义，这样问题就严重了。拜金主义是对物的追求，而物欲是无止境的。看中国的那些贪官，财富都过亿了，几辈子都花不完了，但还在贪。“某某要是最后那笔不贪就好了，就不会被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要不怎么叫“欲壑难填”呢？把精神寄托于物欲是永远不会幸福的！

中国贪官（部分）排行：余振东40亿，李宗衡20亿，李启红20亿，黄清洲14亿，郝鹏俊8亿，康日新7亿，陈满雄4.2亿，石雪3.8亿，王宝森3.1亿，王成明3亿，许迈永2.1亿，陈同海1.95亿，金鉴培1.9亿，王守业1.6亿

第二、“国富民穷”。

中国实行“分灶吃饭”的财税制度，有“国税”“地税”之分，即中央拿大头，省区拿中头，市州拿小头，县乡拿零头。国家的钱用不完，仅购买美国国债就达4万亿，而县乡财政几乎没有不欠银行贷款的，实际上有些地方政府早就“破产”了。

即便如此，地方政府“三公”（公款招待、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和修建楼堂馆所的费用仍然惊人。

“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有少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最富的还是政府，政府成了市场经济的最大获利者。近20年来，无论经济发展快慢，每年的税收都以20%--30%的速度增长。世人把中国经济喻为“高速列车”（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税收的增长就是“喷气式飞机”。政府的富还不止税收，还有像土地出让、审批大权等都会带来滚滚财源。中国的各级政府与外国不同的是，政府也是公司，太具“特色”了。近年来尽管国务院“狠抓”审批治理，但收效甚微。去掉审批中一个大环节，却又生出许多小环节。一枚小小的印章带来的是一本万利的财富，谁会轻易放手呢？只要还是现行体制，就不奢望有多大改观。就像一棵树，如果不连根拔除，只是砍掉老枝必定会再发新枝。政府各职能部门都成赢利单位，都在抓钱，道路完全走偏了。德先生早在2006年就提出“地方政府应以民生建设为中心”。

30年的改革开放，人民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因为财政不透明，大部分财富都被贪污和浪费了。中国老百姓仍然很穷，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090美元，居全球第100位之后。因为贫富差距悬殊，实际上大多数人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被人均”了。

文王问子牙如何治世，子曰：“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国家富。”

第三、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缺乏公平。

改革开放前，国民均穷，或许还感觉“幸福”些，因为幸福的感受有时是比出来的。30年前，人们拥有一辆自行车就可能感到很幸福，但是今天可能拥有了小轿车也不感到幸福，邻居的车更好呢。

本地一位校长最早买私家车，他每天一早就把车停在最显眼的办公楼前。后来学校招聘来一位女大学生，她开的是一辆跑车（据说父母很有钱），这小姑娘也不谙事理，把她的车和校长的车并排停放。以后校长就把车停车库了，并宣布办公楼前禁止停车。

奉行拜金主义，加之中国人又特别爱攀比，就不可能做到“知足常乐”。

当然，最不幸福的还是农民。虽然现在种田不交税了，种粮还有补贴，但农资价格不断上涨，农民收入并没增加多少。特别是近几年自然灾害频发，种地收入没有保障，农民都进城打工，即所谓“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3月公布的数字，中国农民工多达2.43亿人。

农民工除了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干活累、脏、危险外，还有忍受亲人分离的痛苦。在国外，夫妻分居三个月就视为自动离婚，而中国的农民工夫妻有的一年仅见一次面（春节），如牛郎织女一般！还有父母和子女分离，有的农民工回家，子女都不认识父母，躲着不愿见父母。这带来了两大社会问题，一是夫妻关系不稳固，造成家庭破裂；二是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这是令家长和学校都十分头痛的问题，农民迁徙打工已贻害了一代人！这远不止是幸福不幸福的问题，已经不人性了。

其次是城镇居民中的老百姓。小商小贩不用说，被城管赶得飞跑；企业工人要看干哪一行，垄断行业与完全市场化的行业差距甚大。即便是垄断行业内部，有职有权的官员与一般职工差距也很大；事业单位拿固定工资的也包括基层公务员，总之，只要是普通老百姓日子都过得艰难。

官员们是否觉得幸福呢？也不一定，君不曾听到官员说自己是“弱势群体”吗？德先生所知道的一位副市长（副厅级），年薪10万（工资），在我们一般人心中应该比较满足了吧，但他也“愤愤不平”。因为地市级的国企如银行、保险、通讯、烟草、电力等“老总”们，吃喝玩乐除外，年薪都在30-40万之间。“我级别比他们高，工作能力不比他们差，担的责任比他们更大，凭什么他们的收入是我的几倍？这不公平！”副市长仍在叫不公平。

这些老总们是否觉得公平呢？也不一定，因为和他们的上级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平安的老总马明哲曾拿年薪6616万！国企老总们年薪曝光后，群众意见很大，国资委才下调了他们的年薪，但仍过千万，一般也是几百万。

但国企的老总也有自己的不满：管理如此大的公司我为国家创造了多少利润，要是在外企起码得拿多少多少……像这样比下去，谁都觉得自己吃亏。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比计划经济时代富裕，而幸福感反而降低了呢？一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均穷没有比较效应，二是计划经济制度本身就遏制了“私欲”，你想发财也发不了啊。但德先生本意绝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那不是“吃大锅饭”走回头路了吗？

搞市场经济并没有错，但必须有一套好的“游戏规则”（制度）。中国的现实情况是，要么没有规则，要么规则不合理，要么有了规则也不遵守。所以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不受规则保护的“弱势群体”，这样就造成了大家都“愤愤不平”，先捞点再说。

社会需要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动力。因为人的能力和对社会的贡献有大小，适当的差别是应该的。差距应该有，但不应该像现在这么大，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别要在规则的框架内，人们“愿赌服输”，让人“输”得无话可说。如袁隆平获得了100万的奖金，但没有谁不服气。前年网上炒作说他买了6辆车（误传），但有网民怎么说，“他买飞机都应该”。

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就指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重要的不是仅仅拥有财富的问题，而是财富的正确分配问题……人要想快乐，便脱离不了享受的物质手段……但是人们可以在拥有较少财富的情况下达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境地，而在财富极为充裕的情况下，却仍可能非常痛苦。和社会利害攸关的主要是财富的使用和分配问题，而不是财富的多寡。”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对幸福的理解也意味着人类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而就幸福的终极价值而言，平等、自由、和谐都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先决条件。

站桩义工/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