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和冲突必然使人们付出代价，尽管社会可以通过若干积极的手段去调节冲突，铲除它们却是不可能的。达伦科夫的“社会冲突论”也是如此认为，在社会发生冲突或矛盾时，这种冲突只能通过制度化来缓解。
竞争和冲突时团体生活中产生内耗的原因之一，它可能导致巨大的代价。但它也作为人性与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面，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就像是高考，一方面它是最严酷的考验，而建立在这代价之上的是中国教育和科技的显著提高。
郑也夫在《代价论》中提到，“倘若取消这种竞争，牺牲了效率，却并未真正地消除利益争夺。取消了高考，上大学的竞争依然激烈；取消了市场，物质利益的争夺依然存在。从此看来，取消的其实只是竞争的某种规则，竞争本身却改头换面，在缺乏正当规则之下，以关系学的形式进行着。因为这种竞争方式恶化了人际关系关系，其代价却不一定就会小于市场和考试的代价。更严重的是，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这种无规则的竞争没有带来任何益处，无论是行业的利好还是教育水平的提高。”
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冲突论的两位著名社会学家达伦科夫和科塞都没有提及“消灭冲突”这一观点，结合郑也夫的观点可得，竞争也可以算作一种社会规则，虽然因竞争而产生冲突这无可避免，但是相比于无规则下的竞争反而更适用于大多数人，借此形成一个“理性社会”，给更多人一个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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