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给母亲打电话，问一下给她买的红外仪使用效果。年前她说类风湿又发作了，春节回家我给她带了个红外线治疗仪，让她每天做一下理疗。她说自己现在什么都好，让我不用为家里操心，她和我爸两人都能照顾好自己，我说带她过来做体检，她固执地不来，说只要我们一家人照顾好自己就行。
放下电话不到五分钟，本地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接，最后还是接起来。
“是刘——刘老师吗？”
我一听这个称呼，就知道这是每年只给我打一次电话的那个人。因为我不做老师好多年，只有他还一直这样称呼我。当然我们彼此都不了解，他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我。
“我——我是。"我说，“是不是要缴党费了？我依然给你发红包？”我离开学校有好多年了，但是党员组织关系一直留在那里。早些年是一个女老师每年和我联系，现在换成他了，每年他跟我说这个事，我都是直接给他发个红包。
“好的，谢谢了。另外你那个组织关系能不能调走？因为每次开会都要给你们请假，一个是你，一个是王某某。”
“那你就不能说联系不上我了？这样不就给你省事了吗？”我说。
“那哪能啊，一个人都不能少。哪个组织把人丢了，是要被问责的。我就是说要是你有地方接收，你就把关系调走吧。”
“好的”，我说：“我按照老标准给你发红包吧。你怎么没在微信上找我？”
“行行行，我没找着你的微信，你找找看，发给我就行。"
我仍然按照最低缴费标准给他发的红包。
我是第二次入职学校时加入党组织，因为当时负责党组织关系的老教师年龄太大，需要一个助手，至今做党的女儿也有14年了。我想着在离开学校的十年里，像我这样的女儿不跟她汇报思想，又远离她的组织，应该把我抛弃了吧？但是她对我真是不离不弃，每年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总会有人找到我，因而我每年跟“妈妈”的联系就是在这个时间缴一次党费。
我想起下午给母亲打电话，她说你不用为我们操心；我想起以前每次回家给家里带东西，她总说下次什么都不用带，需要的东西家里都有；每次给她钱时，她总说家里有钱，不用给钱。我还记得每次我们通话，她都叮嘱我照顾好自己。
我的两个妈妈都怕给我添麻烦，平时从不打扰我的生活。找到我时，一个要我照顾好自己，一个要我缴党费。作为女儿，我深知自己责任重大，照顾好自己、照顾好母亲，还要争取以后多缴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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