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甘肃省庆阳市，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因曾被班主任猥亵患上抑郁症的女孩李某，爬上了当地百货大楼8楼准备轻生，消防官兵接警后立马赶去营救。然而，楼上消防官兵百般劝阻，楼下亢奋的围观人群却已经按捺不住，有怂恿的、有喝彩的、有鼓掌的，“怎么还不跳？”“把驴都熊栽倒了”……类似的言论同时出现在网络上，“为了等你跳下来，我在顶楼晒了一个小时太阳”“骚年，一跳解千愁”……很不幸，女孩子最终跳了下去。
根据李某的描述，两年前2016年9月5日，当时正在庆阳六中读高三的李某，因为胃疼回到公寓休息。晚上8点左右，班主任吴某进入房间，以探病为由亲吻、搂抱、抚摸李某，“还想撕掉衣服”，后因另一位老师进入而停止。事发后，原本开朗的李某出现了抑郁症的情况，后被北京安定医院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她曾多次尝试自杀，并不断反问自己，“明明该像鲜花一样美好的年龄，我却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两年来，李某深受抑郁症的困扰。
当事人班主任吴某，在被行政拘留十日后，2018年3月，庆阳市西峰区检察院认定，吴某在该起强制猥亵案中“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决定对吴某不起诉。2018年，庆阳市人民检察院维持了这一不起诉的决定。 庆阳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曾向媒体披露，教育局曾对吴某厚猥亵李某奕的事情做出过调查处理，对吴某厚做出了行政降级的处分，对庆阳六中的相关领导作出了纪律处理，并且协调当事人吴某对受害人做出经济赔偿。 在近代中国，“围观”是一个微妙的词汇。上学时大家都学过，在鲁迅笔下，围观代表那个时代中国人麻木不仁的形象，他们“冷漠”地围观，“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他们不知道生命的价值，有人被杀，他们只想着去吃人血馒头。
在互联网的语境下，围观又成为公民参与监督的一种积极力量。在许多影响性案件中，网民的围观、民意的表达、观点的传播、动员的形成，不仅直接推动着许多事件的最终解决，还隐约萌生出某种公共参与精神。可惜，美好的愿望在现实中被摔得粉碎。现实的残酷让我们对生命的脆弱和人的尊严进行一次拷问：没有钱就没有尊严，假如女生家庭条件很好，这种事情就不太可能发生。所以，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自己爱的人，开始创业吧，开启你的财富倍增路，手机电脑在家创业，一年月入十万不是梦，赶快联系壹伍捌肆捌壹柒叁捌贰肆了解，因为没有一滴雨水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也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对雪崩负有责任。是这样么？显然不是。
如果一种行为常常没有相应的“结果”去教育，无论这是因为执法不严、立法不严或者是和稀泥、被包庇，最终都会导致相应的行为人不以为然，不觉得过分。这种现象在现实中有许多体现。说小点，比如熊孩子之所以“熊”，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后果给他以教育；说大点，袭警的、妨碍公务的、老赖的，也经常是以为“法不责众”、“不觉得是个事儿”而导致了触碰禁区。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起哄的、叫好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可能是因为“没有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后果”，也可能是因为以往有类似的行为没有受到惩罚。就像过去很多次我们看到的，血色终会淡去，“街市依旧太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很快，大家就记不起那个跳楼的女孩，也会淡忘那些丑恶的围观嘴脸；但庆阳警方作出的行政拘留决定，却有着重要的起点意义。毕竟，当一个普通女孩的自杀成为公共事件时，它所带来的讨论，以及相关法律的实施，无疑具有风向标意义，关乎未来对类似事件的处理。
道德指责容易让人产生优越感，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让问题的讨论失去焦点。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规定普通公民“见危必助、见难必救”的法定义务。很多时候，“见死不救”的惩治对象，只是负有特定救助义务的特殊主体，“救死扶伤”也只是被当成一种高尚道德予以宣传和褒扬。
感谢这些战士，在让人悲哀和愤怒的新闻背后，是你们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可贵和职责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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