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大学四年，似乎没怎么上过课。白瞎了我们那些好老师了。
我们上学那会儿，师大历史系是全国唐史和先秦史研究中心，有一帮子厉害老师。史念海先生就不说了，顾颉刚的弟子，全国历史地理三大家之一——不给本科生上课。其他的，像黄永年教授，研究版本学的权威；赵世超老师是徐中舒的弟子，搞先秦史，研究《诗经》的；刘九生教授一本《黄巾口号之谜》已成经典；秦晖教授作为学术新星正在冉冉升起；肖正红教授搞的是历史统计学，高数和英语超棒。
有人调侃历史系，一流老师，三流学生。这种说法算是客气的。
上课少的原因说来可笑，因为爱睡觉。我们班有几个爱睡觉的，但称王称霸的是我和丁延辉。
我和丁延辉在睡觉方面各有特点：我是真睡，躺床上就睡着；丁延辉是不爱下床，睡醒了也在床上呆着，看书，研究棋谱，弹吉他等，属于在床上生活的人。
上课虽然少，不等于混日子，不学习。每天睡醒后，在宿舍里看看闲书，或去图书馆装装样子。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精华的部分，都是通过我们宿舍里的舍友转述，老师讲的好玩的精彩的地方，他们总会眉飞色舞地反复讨论提及——很多年后，我记得比他们还清楚。
所以，虽然上课少，还是看了不少书的。反过来说，虽然看了不少书，但都是些闲书，考试成绩很不理想，门门功课及格而已，班级综合考评，每每排在后面。
这样混着混着，就到了大四。即将面临毕业，天之骄子要变成凡夫俗子了，大家突然都迷茫了。考研就成了避免庸俗的最佳途径。
班里涌起了考研的热潮。
那会儿研究生还很稀罕，录取率很低，自然很不好考，但大家考研的热情依然很高涨。到系里报名的时候，呼啦啦一大群人，把系领导吓住了。系里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竟然划了一条线，综合考评前多少名才有资格报考，我们这些排名靠后的被排除在外。
伤心了一阵子，认为这不公平，找系上领导抗议。领导研究后决定取消限制，但像我这种成绩不好的报考者要被书记叫去谈话。又开始担心万一话谈得不好，人家又不让报了。跟谈过话的同学打听了一下都谈些什么，放下心来，就是问问想报哪个学校，什么专业，再鼓励一下而已。这样的话，下一个问题来了：报哪个学校呢？考什么专业呢？
不像那些蓄谋已久的同学，我考研是临时起意，要说报哪个学校考什么专业，心里一点主意没有。我找另外一个没谱的商量，问丁延辉考哪个学校，丁延辉从上铺撩开蚊帐露出脑袋来，考哪儿？能考哪儿？北大呗。我瞪大眼睛，北大？你考北大？我咽了口唾沫，那我也考北大。
丁延辉警告我，不要给别人乱说，别人一听咱俩考北大，万一都想考，竞争就更激烈了。我问，考什么专业好呢？丁延辉说越冷门儿越好考，他准备考哲学系宗教专业。我说北大已经定了，专业缓缓再说，我要仔细研究研究，看看还有什么更冷的。
最后我决定不考北大——考清华。我的思路是文科生考清华相对容易点儿。清华有个社会科学系，里面专业不多，我可以报考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正式报考后，我们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中。越复习越觉得自己的水平差，有几个同学已经放弃了，丁延辉处于半放弃状态，他那个专业简直没法下手。我发现好多同学在复习之余频繁地与导师写信，请教些问题，借以联络感情，留下好感。我也想给导师写信，但确实不知道写些什么。我不像别人平时注意搜集情报，把导师的情况搞得一清二楚，看过导师的著作与论文，有话说，只好作罢。
考试那天，我跟丁延辉在一个考场。第一科考英语。那些题太难了，尤其是汉译英，每个单词都认识，心里也知道大概意思，就是翻不出来。丁延辉大概考得不错，把卷子翻得哗哗响，心里更是乱如麻。
考完回宿舍，问丁延辉怎么样？丁延辉说他不考了，毕业后直接上班，过两年结婚。我咬牙坚持考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是我第一次考研的情况。
第二次考研是一年后，那时已经在单位上班了。汲取第一次失败的经验，一方面认真复习功课，另一方面准备去见见导师，混个脸儿熟。
但到底考清华的思想史，还是考北大的国际关系成了一个问题。最后决定，先复习政治跟英语这两门统考科目，专业课复习可以缓一缓，反正都跟我的本科专业有关系——等去北京见了导师后再做选择，我决定把两个专业的导师都见见。
我做了些准备：看了一些相关的著作和论文，准备了若干要讨教的问题。清华就不说了，北大的导师想见见章文晋和李石生。我手头上有本关于国际关系的论文集，里面有二位的论文。
从作者介绍里了解到，章文晋先生系出名门，是晚清民国要人朱启钤的外孙，是周恩来总理一手提拔的外交家，参加过日内瓦会议，做过驻美大使，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离休后进入学界，担任过好几个大学的客座教授和北大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对李石生的介绍则是北大国政系教授，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副所长。
想了解更多的情况，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没办法做到。那会儿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普通家庭连固定电话都装不起，信息极为闭塞。
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只是通过一本论文集上的两篇论文，和论文前边对作者的简短介绍，我就带着这些有限的信息居然敢到北京去拜访人家。
当时的想法是通过与章文晋和李石生二位先生接触，了解北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导师的情况，他们带最好，即使不带，也可以请他们给推荐一个导师，大学问家，总是诲人不倦的。
那年五月份儿，请了一个礼拜假，去了北京。
到北大，想先住下再说。打听到北大燕园招待所。去那儿办住宿，服务员要看身份证，那会儿，出门还没养成拿身份证的习惯。服务员说，没带身份证，单位介绍信也可以。我说，我又不是因公到北大，要什么介绍信呢？服务员说，那就没办法了——有同学朋友在北大也可以。
计划要改变了，本来想先住下，再准备准备，好好睡一晚，第二天打扮的干干净净的去见老师。现在只好先去拜见老师了，看看表，时间还合适。
边走边打听，出北大另一个门，哪个门儿现在都搞不清。大门外面有一栋楼，似乎是香港一个大富豪捐建的，问楼里出来进去的人，国际关系研究所就在楼上。
边上楼，心里边敲鼓，这样去见那么大的人物，是不是有点冒失？站在挂着国际关系研究所牌子的办公室门前，整了整衣冠，调整好了呼吸，举手敲门。里面有人说，谁啊，进来。
进了办公室，正对门摆着一张竹躺椅，躺椅上一个穿背心的老头儿看着我问，找谁？那老头头发花白，戴没戴眼镜现在记不清了，印象中戴着眼镜，似乎刚才在打盹，话音还带着睡意。
我说，我是从西安来的，想报考北大国际关系的研究生。老头从躺椅上坐起来，那么，你找谁？
我说我找章文晋先生。
老头一听夸张地大叫一声，你找谁？
我心想，章先生果然名气大，把嗓门提高了一些，我找章文晋先生。老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你找谁？
我一字一句的说，我来找章文晋先生。
老头喃喃地说，他不在。
我说他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老头说，他去世了——去世好几年了。
我站在那儿傻了。老头问，你还有事儿吗？
我尴尬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忽然我想起另外一个人，我说，那李石生先生在吗？
老头头一扬，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就是。
我再一次傻掉了。
我硬着头皮问了李石生先生几个问题，李石生先生耐心回答了我。我想我已经犯傻了，就傻到底吧，厚着脸皮给他讲了我没法住宿的问题，李石生先生给我写了张纸条，告诉我给人家好好说，会让我住下的。我就告辞了。
我在北大燕园招待所住了几天，天天在北大校园里乱转，心想这辈子估计跟北大无缘了，能多看一眼就多看一眼吧。
最后一天，我在北大校内的一个小餐馆吃了点饭，喝了几瓶啤酒，带着几分醉意，乘车回西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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