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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衰退 | 新媒体前沿

数字化衰退 | 新媒体前沿

作者: 61d85a5ab01b | 来源:发表于2018-10-27 22:07 被阅读95次
    数字化衰退 | 新媒体前沿

    当前,数字信息技术和数字产业的发展席卷全球,一种新的经济形势逐渐拉开帷幕。但当人们都沉浸在这一美妙的幻想中时,美国著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丹·席勒教授通过《数字化衰退》一书发出了批判的声音,揭露出盛世下暗潮涌动的危机。

    在上一个新媒体前沿中,我们为大家整理了关于数字资本主义专题的内容数字资本主义 | 新媒体前沿26,在吸收数字化衰退这一部分内容时,建议先重温数字资本主义做为基础,以更好地理解这部分内容。

    ”作者介绍

    本书的作者丹·席勒(Dan Schiller),是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与信息科学院荣休教授。

    丹·席勒教授研究和教学领域主要集中于信息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通信史、信息与社会、通信政策研究等,本书是其数字化媒体与技术批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此前两本分别为《数字资本主义》与《信息拜物教》)。《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一书是迄今为止的第一部因特网政治经济学著作,其专著《信息拜物教》《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均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信息传播领域的审视。其父亲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北美先驱。

    总体评价

    《数字化衰退》一书秉承丹·席勒的信息时代资本论研究脉络,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信息传播领域进行审视。本书的主题旨在对信息与传播在政治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作者遵循着——数字资本主义逐渐上升为危机,其间信息通信产业成为参差不齐、非均衡的增长极,激化了政治经济矛盾——这一主线,逐步向我们揭示了围绕数字技术及其增长的掌控权而展开的各种竞争、争夺甚至冲突。

    席勒既恰如其分地强调了美国政策体系的作用,也对欧盟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和印度政府与企业行动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大的实力和影响力,予以必要的关注。一言以蔽之,本书先是对当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来龙去脉,及其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关系进行梳理,继而分析跨国生产与跨国公司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并观照信息通信技术在军事、生产,以及网络和终端用户软硬件应用等领域的影响力。

    以往学者在谈论经济危机的时候,总是忽略信息通信技术的经济角色,一致地将信息与传播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在当前资本主义的两大特征——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衰落——它们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厘清。在《数字化衰退》一书中,丹·席勒尝试应用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来分析今天的金融危机,详细阐述技术革命同经济不景气所组成的矛盾矩阵模型。数字资本主义理论凸显了信息与传播的重要性,信息通信产业逐渐成为能够承载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新的支撑点,而美国的资本与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蜕变过程中,自始至终决定着政治经济变革的方向——建立一种更倾向于信息通信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资本主义。

    何为数字化衰退?

    席勒所命名的“数字化衰退”,是指经历2008年次贷危机后,数字通信产业的投资额不降反升,一举成为当前主流的经济增长极,同时各方力量围绕数字技术及其增长的掌控权展开各种竞争、争夺甚至冲突;然而,数字通讯产业的发展并未减缓既有的金融危机,经济不平等、劳动剥削等现象依然存在并不断加深。

    通过展示数字技术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核心角色,并将其与全球金融、生产与军事网络化趋势相联系,席勒把数字通信产业置于争夺互联网的地缘政治框架中加以审核。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剥夺、商品化与不平等)存在各种力量,它们之间的矛盾、妥协和斗争都在地缘政治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下不断加速、扩大和加深。在中国当前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和网络金融的背景下,本书无疑让我们从全球的视野重新考虑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互联网发展迷思背后的政治经济脉络,特别是与世界体系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的关系。

    全书框架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丹·席勒修订并拓展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相较于之前论著中对数字资本主义简单定义为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在本书中作者强调了社会对网络容量的持续挪用。深入讨论了在过去几十年中信息与传播技术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跳动的脉搏”,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面向——生产、金融、军事——归纳信息于传播技术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经济贡献,解答了数字化领域如何成为根本性的增长极。但是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周期性衰退的趋势,当资本全方位地将数字化体系整合进当前的政治经济结构当中,二者共同导致了当前的金融危机,数字资本主义上升为危机。

    第二部分论述的焦点集中于数字资本主义的中心——信息通信产业。数字化体系、设备、服务与应用深植于信息通信行业乱象丛生的重组之中,信息通信技术已经内生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互联网的范围及其信息传送能力在数字化信息时代都有了质的增长,资本开支增长的重复周期,导致了空间、社会与技术层面上网络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但是上述的这些蜕变过程却从未摆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矛盾性变革趋势。在数字化衰退时期,网络通信商品链重组进度近乎疯狂,辐射范围很广,这表明资本正在争先恐后地打开并试图占有那些高利润的“魔盒”。

    最后,第三部分作者提出了数字化衰退凸显了网络、设备、应用程序与服务产业的变革,它也激化政治经济矛盾。资本主义发展走向再政治化,政治经济关系的变革集中表现为国际体系的深层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充满区域差异,是一次激进的地缘政治化过程。而信息的地缘政治斗争不断,这些斗争主要是围绕对境外网络以及基于这些网络而不断增长的产业的控制权而展开。诸多国家和地区对于处于全球网络管辖权中心的美国发起了地缘性挑战,在面对现有政治经济体系受到冲击的情况下,美国利用外交政策和行政机构职能对冲击进行了反应,然而这样的应对加剧了国内矛盾和国际上冲突摩擦。

    核心观点

    (一)从数字资本主义到数字化衰退

    丹·席勒教授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可以用来命名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历史转折时期,对于它的概念理解可以参考“工业资本主义”,都是用来描述一种变革式的经济趋势。但数字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必须将其置于持久的结构性趋势与历史危机趋势中加以审视。在丹·席勒教授看来,数字化时代只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而已,资本主义的数字化并不能拯救其自身深处的危机趋势。

    在对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倾向和信息产业历史进行多年深入考察后,与技术乐观主义者不同,丹·席勒独树一帜地提出了“数字化衰退”(digital depression)这一概念,用来描述以下现象:在网络化和数字化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核心力量——剥削、商品化和不平等——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正在不断发展和加速。上世纪末,数字网络刚出现时,多数人都欢呼雀跃,对互联网可能带来的美好未来抱有无限期待。然而,随后的亚洲金融风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金融危机,断然打破了人们期望能借互联网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厄运的美梦。

    (二)经济衰退与数字产业持续增长的矛盾

    丹·席勒在《数字化衰退》一书中通过详实的数据与资料,令人信服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趋势,进而厘清始于2008至2009年间的数字化衰退现象的原因。

    本书共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将信息与传播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分为了三种,即:透过永不停歇的劳动力重构与不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循环,资本重组了生产体系;资本同时进入金融领域;大幅上升的军事采购支出。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认为信息与通信行业乱象丛生的重组情况将继续下去,并成为一种趋势。

    通过展示数字技术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核心角色,并将其与全球金融、生产与军事网络化趋势相联系,席勒把数字通信产业置于争夺互联网的地缘政治框架中加以审核。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剥夺、商品化与不平等)存在各种力量,它们之间的矛盾、妥协和斗争都在地缘政治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下不断加速、扩大和加深。在中国当前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和网络金融的背景下,本书无疑让我们从全球的视野重新考虑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互联网发展迷思背后的政治经济脉络,特别是与世界体系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的关系。

    (三)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变”与“不变”

    数字资本主义是比喻资本主义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数字资本主义,也就是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

    数字资本主义带来的变化是资本主义运行模式的变革(盈利来源、投资场所、劳动力技能、大规模销售商品种类),而不变的是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数字资本主义仍然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效率、劳动控制。

    信息与传播驱动了猛烈的生产变革,这场巨变中资本重组了生产体系,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这场巨变:一是劳动过程,二是宏观商品链。

    在数字技术逻辑下,信息资源共享、自动化模式,使得生产力大大提升,对生产过程的全方位监管成为可能,个体生产过程间的关联得到加强,这些都在推动劳动过程发生质变。但同时信息与传播技术为资本对网络连接性的利用和占有提供了技术支持,信息通信技术成为了盈利的工具,信息通信产业的立基之本仍旧是以盈利为目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商品链中锻造了数不胜数的新的连接,生产和贸易的激变也随之而来。如何利用网络工具重组企业及其劳动队伍,在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参照点。网络在这场巨变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不但寻求对劳动过程内容的重组,更寻求在已经重建的商品链中,对工业管理程序、空间布置以及生产管理的重组。

    而信息处理设备与软件并入金融系统,网络与软件驱动产品或运营服务正好就成为这一全球性、高科技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金融系统作为阶级权力工具发挥其作用,在国际上他作为资本主义扩张与帝国主义控制的支点进行运作,信息通信技术整合进入系统当中,只会使得金融风暴改头换面扩散全球,所带来的绝对不是稳定的积累,而是危机的负载。

    最后从军事支出的不断上升来看,网络空间已近成为实战领域,建设进攻型网络武器装备实际上彻底成为当务之急。军事化的数字资本主义推动资本对政府开销形成一种持续的结构性依赖,反过来也重新拓展并重新调整政府开销。

    信息技术的资本竞争和逐利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而2007-08年的金融危机可以看到,数字信息技术在经济大衰退期间改变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方式,深刻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而资本主义核心的力量——剥削,商品化和不平等——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正在网络化的政治经济中不断发展和加速。这种现象被丹·席勒教授称之为“数字化衰退”。

    在当前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庞杂的资金被投入到数字化网络建设当中,通过生产。金融以及军事开支等方式,信息通信技术投资项目被用来应对经济衰退。然而这不仅改变了企业与军事行为,扩大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范围,更导致资本主义危机不断积累,信息通信技术投资的明线将资本主义引领到濒危点,金融危机转化为一场数字化衰退。

    人们妄图从数字资本主义中看到摆脱经济危机的希望,但是虽然信息技术打开新的发展空间,但是资本主义迅速填满了这个新空间,在该空间再次复制寻利行为。这就导致了资本全方位地将数字化体系整合进当前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而两者共同导致了金融危机。所以丹·席勒认为虽然信息产业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经济贡献,数字化领域成为根本性的增长极,但是却无法成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动力。

    (四)信息的地缘政治斗争

    尽管数字化衰退期不断延长,互联网设备、服务和应用程序已持续成为利润积累的新源泉,各种势力觊觎掌控这些全新的竞争优势中心。互联网的连接性已经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脉络,它催生出新商品,转变国家政策,并且重构普通人工作、娱乐和交流方式。跨国资本是推动信息通信产业向前发展的核心,互联网依然属于跨国资本主义积累战略的前沿阵地,所以这一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被置于国际背景之下。将互联网看做是一块新开拓出的空间,我们才能更加容易理解正在重塑这一管辖区域的激烈的地缘政治。而境外互联网管控结构的制衡正行走在刀刃上。

    互联网的发展受一种持久的结构性差异的形塑。美国资本仰仗于其在通信和信息处理领域中长期所具有的影响力,加上资本的流动状态,能够即时调整自身的配置运作情况。所以美国的互联网系统与服务不仅先发制人地占据本国市场,更占领多个跨国市场。

    两种类型的地缘政治挑战,威胁了美国在境外互联网连接方面所享有的特权,一种是由于随着国内的互联网空间围绕跨国互联网而得以重建,通过对权力的强取豪夺努力重建国家威权,另一种是瞄准了美国在全球化网络治理的中心化机制,许多国家势力试图重新平衡这一管辖权,希望能够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而美国在面对这些挑战时做出的回应具有深远而复杂的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如商业部等美国行政机构——被卷入这场战事,并且在网络空间布施权力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伴随着基于美国管控的境外互联网而相继建立新兴的利润增长点,数据流不应当受到任何的限制。

    在现如今全球化的当下,国家作为一种智力实体,对跨国公司的控制力变得越来越弱,跨国公司通过规避税收、总部外移等方式逃避国家的管控。对于美国本土来说,用于应对政治体系变革的措施手段无疑与跨国资本势力产生权力的争夺,国家内部矛盾重重,且脆弱程度出人意料。

    要处理网络空间境外管辖权的安全性问题应建立在信息全面共享上的多边对话基础上,数字化衰退所导致的不断恶化的政治经济关系,正在浇灭多边对话的希望。围绕着控制与引导境外互联网而展开的争斗愈加激烈。凸显积累的数字化场所已经导致信息的地缘政治日渐碎片化,诸多国家试图形成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境外互联网的多边控制局势。推动数字资本主义重组的地缘政治,随着国家或国际随时变动的力量对比关系而发生变化。普遍性的危机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增长模式预示着,互联网的地缘政治令人担忧并问题重重。

    展望与总结

    丹·席勒为我们展开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信息通信产业的地图,详细描述了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对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细致分析了跨国生产和跨国企业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并在基于国际视野的基础上观照了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家地区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最后归结于危机难以缓解的事实。

    人们视跨国公司和信息技术全球化的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而席勒则展示了资本的全球扩张、信息技术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引发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在实践层面,丹·席勒对于数字化衰退下信息通信产业的研究,对于当下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带来许多启发性的思考;而在学术层面,传统的传播学研究主要聚焦于技术和媒介平台,技术被视为“中立性”的力量,席勒则详细阐述了在具体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中,“技术”的政治文化特性,打破了技术的进步带来人类进步的幻觉,增加对技术思维的批判性反思。丹·席勒将数字时代的研究接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脉络,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传播领域的变革。

    参考资料

    走不出的困境 评丹·席勒《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李璟南大新传读书会

    丹·席勒:数字化“盛世”为何危机四伏张湘悦 王梦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丹·席勒《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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