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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曾国藩署吏部左侍郎，朝中二品大员。本来十年七迁，这个京官应该当得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但在他却是满腔愤懑，豪情壮志得不到舒展。十几年京官生涯，让那个从湖南大山走出来的木讷青年不再只怀揣着光宗耀祖的“小家”情怀，深入骨髓里的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的救世理想让人到中年的他焦躁不安，更让他无法在沉闷污浊的大清官场得过且过，与众人同流合污，做一名懈怠圆滑、不痛不痒的官场“老油子”。正如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所说，“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
可是，彼时的大清官场，势必要让这个满怀理想主义的中年愤青失望了。从嘉庆皇帝朝中的曹振镛开始，清朝官场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积弊多年，已经像是个病入膏肓的垂暮之人，下再多剂猛药也无济于事。曾国藩急于为沉疴多年的帝国寻一道激浊扬清的良方，痛斥官场弊端，却得罪了一众同僚，处处遭人讥讽。他怀揣拳拳报国之心，上书呼吁大刀阔斧的改革，却被皇帝不置可否，束之高阁，没了下文。预见到太平军起，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清江山摇摇欲坠，急躁的他不惜以身犯险，上书痛斥咸丰帝，差点被摘了脑袋。他刚直不阿，坚持权贵犯法，与庶民同罪，却触动了官场”官官相为“的潜规则，在京师处境变得举步维艰。
当年6月，曾国藩得了一个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终于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离开这让人窒息的京城。赴任途中，他因母丧归家。这一年，太平军风起云涌，各地腐朽的清兵不堪一击，清政府岌岌可危。11月，咸丰帝命在家守孝的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亮基一起搞”团练“。12月，在张亮基那里，曾国藩第一次见到了左宗棠。
这是两人的初次相遇，却充满了历史的戏谑意味。曾国藩是朝中二品大员，左宗棠只是张亮基身边的一个幕僚，也就是俗称的师爷。俩人的身份天差地别。可是对彼此的印象却是南辕北辙。按理说，曾国藩在朝野乡里早已是声名远播，一个小小的幕僚理应低眉顺眼，诚惶诚恐。可是历史偏偏不按常理出牌，这次初见，身为一个乡下举人的左宗棠不卑不亢、口若悬河、旁若无人、侃侃而谈，曾国藩对此人的文才武略早有所耳闻，此次一见，甚是青睐，在这乱世中，居然有人的远见卓识和报国谋略与自己不约而同，起了惺惺相惜之感。在给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的信中，对左宗棠颇为赞赏。
可在才华横溢的左宗棠眼里，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是另一番景象。他对曾国藩也是久仰大名，听闻其为人方正，学问精深，官声甚好。见了面却觉得虽然曾国藩平易近人，所思所想与自己甚为相得，其清朗做派可以让人在昏暗的政局中看到那一丝希望的曙光，但此人才具似乎是差了那么一点。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与曾国藩“甚相得”，却又说曾“才具稍欠展开。” 其实也不难理解为何左宗棠会有这种感觉，对于曾国藩这样一个内秀的人来说，他的才情与抱负，不是一朝一夕能了解的。很多第一次见他的人都会觉得他有点“钝”，有点笨拙，类似今天所说的大智若愚。他的谨慎与木讷，在慷慨激昂、挥斥方遒的左宗棠看来，是有点不那么令人赏心悦目。
而这各有千秋的第一印象，也为两人后来波澜起伏、磕磕绊绊的关系作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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