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家

七十岁的母亲要翻建大麦岗的老屋。

我劝阻母亲，说其实房子并不能代表家。母亲却说，有了房子你们就会觉得那个家还在。仅一个回合，我便败下阵来。尽管在此之前，我对自己的劝阻并没抱有太大的希望，但这么快便一败涂地，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可能是自己找错了谈话的切入点，因为在对家的理解上，大字不识的母亲显然要比我深刻的多。

大麦岗是一个村子的名称，也就是我的出生的那个村庄。尽管在现在的行政区划中，它的名字被正式确定为鸽龙村，但我还是喜欢把它叫作大麦岗，总觉得大麦岗这个名字更符合它作为沿淮村落的身份。说是老屋，其实只是我们的一种习惯叫法。称作老屋的那个农家小院，是在父亲去世后才建的，满打满算也不过十几年的光景。先前的老屋早已因无人居住而日益荒废，后又赶上政府的老村庄改造工程，遂被彻底地夷为平地。每次归乡，我和大哥都会为指认出老屋的确切位置而争论半日，最终却只能漫无目的扒拉开几块浮土，然后毫无所获的拍去手上的泥巴，默然离开。

父亲去逝后，母亲就象是一只候鸟，不断的往返于老屋和我们兄弟几个的住所之间。在母亲眼中，我们建立起的小家与她的家在概念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至少不能算是她的家。如果没有房子家也就没有了载体，所以母亲建房的决心不可动摇。有时我会和母亲开玩笑，说她骨子里存有地主思维，通常母亲都是一笑了之，偶尔也会很认真的问我：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母亲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她的祖上曾演绎过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农民的励志故事，就是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民，经过数代的努力，成长成为拥有良田千亩的一方富户。说的好听些叫勤俭发家，不过老家人通常会采用另一种说法：牙缝里抠出来的家业。其态度也全然没有丝毫赞许和向往的意味。我出生的时候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了二十多年，自然无法亲眼见到地主们的生存状态，不过从亲历人口中听来的零碎信息却是与课本上所学大相径庭。至少在我的姥爷家，家庭成员们的待遇好象并不能比长工们强，成年男性要和长工们一起在田间劳作，女人们在家里伺候着包括长工在内的全家百余口人员的吃喝拉撒。而在一日三餐的饮食上甚至还不如长工。因为使（雇）长工是有规矩的。比如农忙时要加餐、传统节日要吃肉。据说节日吃肉与平日还有不同，那就是肉是不能吃完的，一旦吃完，东家就只能再重做一次。在我的老家由此还演绎出了许多故事，比如在某个端午节，河东的张财主家，上桌的红烧肉被吃了个盘净碗光，赶紧将预留家人的那份也匆匆奉上，可还是没够，只得跑到邻居家中借肉。此事之后，抠门张财主便成为了一个固定称谓，以致几代人之后，在我的家乡还在流传着张财主借肉的典故。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因口无遮拦，提到抠门张财主，差一点和一个张姓同学打了起来，后来知道那位借肉的张财主正是我这位同学的祖上。与其他用得起长工的富户相比，张财主的抠门抠得确实有点笨。远不如大河北的李大户做的机巧。李大户在这种特殊的日子里，会给长工们安排一顿比较丰盛的早餐，随后的农活也不会太重，甚至还给大家留下许多偷懒的空间，虽然李大户绝对不知道什么叫能量守恒，但他却知道这样做绝对可以省肉。李大户的机巧自然也无法逃过群众的眼睛，李大户的把戏依然也会成为众多乡邻的谈资，不过话锋的指向往往会成为被认为着了道的某个傻小子。比如东村的傻宝面对李大户早饭奉上的豆腐包子一口气吃下了十二个，其结果便是到中午时只能面对着大碗的肥肉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大快朵颐。

不知是姥爷家做事确实比较厚道，还是因为母亲，我很少听到关于他们家的故事。只是有一次，我那年近百岁的曾祖母曾笑谈过姥爷家的旧事。说可能是因为大灶的伙食太差，各个房头便偷偷的开起了小灶，终究被王老财主（应该是母亲的祖父）察觉，一怒之下，逐房将小灶踢翻。当时父亲也在，便笑着说对母亲说：看样子地主家的伙食也不怎么样。曾祖母一向粗枝大叶，又一直跟随我的七祖父在城里生活，对于母亲的家世竟毫无了解。弄清端倪的曾祖母哈哈大笑。

母亲出生于一九四一年，儿时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大家庭生活的经历，或许是因为年纪太小，那段经历好象并没有给母亲留下太多痕迹。母亲倒是时常会向我们提起她在外公家度过的那些时光。外婆的娘家是怀远常氏，外婆的祖父常久香有胶东名医之誉，外婆的父亲常少久子承父业，在当时也颇有些名气，解放后便进入政府的国营医院坐诊。直到今天国内一些中医专家还声称曾受到过常氏父子的谪传。母亲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她的外公家度过。母亲对于外公的印象概念化的东西要更多一些，想来这也并不奇怪，做为一个有些声望的老中医，家庭身份肯定会被淡化。而母亲对其小舅和舅母一家的记忆则要亲切的多。母亲的舅母是海南人，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生活相对封闭。加之年岁与母亲相差无几，两人格外亲近。母亲的小舅出身于黄埔军校，在国民党军队溃败的最后时刻，为了他的妻子，也就是母亲的舅母，将去台湾的船票让给一位同乡，毅然选择携娇妻幼子返回了家乡。或许是因为父辈的声望，归乡后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直到后来出现了变故，母亲的外公和小舅相继去世，母亲的舅母带着两个幼子远赴海南，母亲才离开外公家，与舅母也逐渐断了音讯。这一断就是近一个甲子的时光，再相见时，母亲眼中的顽皮小弟已成为古稀老人，至于舅母则再也未能相见。据说老人临走前一直都在念叨着她的这位既是小辈又象小妹的外女，而母亲的两个表弟对母亲更是待若亲姊，自从有了联系之后，每逢节日总是不忘向他的这位老姐嘘寒问暖。

母亲行二，性情耿直、倔强，甚至还有些固执。与我的大姨和小姨相比，反差极大。我时常会想，对于我的母亲，到底是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还是命运造就了她的性格。姥爷早逝，留下姥姥孤儿寡母，艰难度日。舅舅作为家中惟一的男丁年纪尚小，而姥姥又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在我的记忆中，姥姥最大的特点，除了善良还是善良，如果按照儒家传统观念，姥姥可能达到了一个贤妻良母的所有标准，而在新的社会规则中，姥姥却只能成为一个无法改造的对象。不只是一双小脚早已没有了改造的可能，就连思维、生活习惯、处世方式也完全被那个时代所抛弃。比如，姥姥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熟知节令、农时，却五谷不分，甚至在土改之后也找不到自家的土地。姥姥可以把自己全部的陪嫁首饰交给一个走村窜巷的小贩加工，却不知小贩可以一去不回。在这种家境下，大姨的随遇而安让母亲的潜能得到极大的释放。在叔伯们的帮助下，母亲柔弱的肩膀开始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持家、耕作，农闲时还要和村里的青壮年一起参加政府组织的水利工程建设，通常一干就是两三个月。就这样母亲在娘家超期服役，直到二十四岁时嫁给了我的父亲，这在当时绝对可以算是大龄青年了。在此之前，母亲性格中的一些元素已初步显现，一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和家人共同努力，供养小姨读完了初中。二是自作主张，以一张字条解除了封建大家庭给她订下的“娃娃亲”。

母亲选择父亲，可以说是知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父亲作为县中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在当时虽不能说是凤毛麟角，但在十里八乡只需搬着手指就能数得过来。母亲选择了父亲的知识，同时也选择了一个更为支离破碎的家。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虽然母亲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我想这应该是她嫁过来之后的最大感触。父亲早年丧母，兄妹众多，祖父年轻时曾帮政府做事，解放后回乡，对于农事只是勉强应付，至于持家更是不敢恭维，甚至潦倒到连自己的子女都无法保全。父亲是家中的长子，母亲进门之后便理所当然的担负起操持另一个家庭的重任。

在这个新的家庭里，母亲性格中坚韧的一面得以充分展现。有时真不敢相信，在母亲柔弱身体中竟蕴涵着如此大的能量。有一次，母亲和妻子女儿聊起我小时的趣事，说你们知道新奎最早会说的话是什么吗？是“大”。母亲说的风轻云淡，我的妻子女儿又如何能够体会这个“大”字背后的艰辛。那时，随着家中人口的增多，凭借生产队的工分以难以糊口。为了生计父亲和村时的一些青壮年结伙到泥河（家乡的一条淮河支流）“罩鱼”。“罩鱼”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捕鱼方法，很多人可能都会感到陌生，就算是在我的家乡，如今了解这种捕鱼方法的人也已不多。“罩鱼”需要群体协作，必须要在寒冬时节进行，因为寒冷各种鱼类会“僵”在河底，捕鱼者将长长的绳索沿着河底拖动，遇到鱼时便会翻出水泡，跟随者会迅速用圆筒状的竹笼顺着水泡罩下，然后徒手将被罩住的鱼抓起。“罩鱼”无疑算是一种苦差事，就是在那个年代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做。但是父亲去了，父亲不仅参加了“罩鱼”，同时还揽下了一件更苦的差事，那就是卖鱼。为了多增加一些收入，父亲和母亲每天会将大家集体捕来的鱼挑到离家十几公里的城里去卖。这样我家也就成了鱼儿们的中转站，可以想象，当时大家最热点的话题自然是鱼的大小、多少，那时我恰在呀呀学语的阶段，就这样“大”便成为我最早学会的词语。据说，每次见到满筐的鲜鱼，我就手舞足蹈的叫着“大、大”，因为在我幼小的概念中，“鱼”就是“大”，“大”即是“鱼”。有时，我们不得不感叹人类潜能的巨大，凭借对这个家庭的爱，便可以让并不强壮的母亲每天挑着几十公斤的担子跋涉十几公里，风雨无阻。

而对于读书这件事上，母亲的表现甚至让人感到有些执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兄妹四人全部通过读书成功的走出了乡村。那段历程甚至被乡亲们演绎成了一个充满着正能量的故事。主角当然是我的父亲，这也不难理解，一个父亲努力让子女实现自己曾经未能实现的梦想，这要比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妇培养了几个大学生更容易让人接受。而实际上，母亲的态度更为重要。那时，父亲已成为一名民办教师，家中的近二十亩责任田主要靠母亲耕作。辛苦自不用说，乡邻的非议同样让人难以接受。这也并不奇怪，在一个历史上从没有过一个大学生的偏僻乡村，父母的做法无疑有些让人感到另类。而我们同样也不愿用父母的艰辛去换取那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未来，特别是二哥，在中考受挫后，不愿再继续读书，想早点为父母分担一些责任，是母亲固执的坚持让二哥最终通过中考，融入城市。如今，我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一些认可，母亲自然觉得自己是最大的赢家，而历史如果可以重来，我们或许不会再象那时“听话”。

父亲走时，母亲已年近六旬。在父亲住院的最后七十多个日子里，母亲的平静超出我们的想象。送走了父亲，我陪着母亲回到老屋，面对空屋，母亲撕心裂肺的喊了一句：老天呀，你怎么能这么坑我们家！随后情绪在瞬间崩溃，这也是我们知道父亲病情后，母亲第一次如此毫无掩饰的渲泄。母亲竭嘶底里的哭喊，也如刀剑般刻划在我的心头，至今血流不止。而母亲当时的那句自语，也让我明白，我们失去的是父亲，而对于母亲则是失去了一个家。那时，哥哥姐姐都已成家，我也已经从学校毕业，本来一心想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不想却遭遇如此变故。母亲的这句有意或无意识的呼喊，让我有了一种隐隐地预感，去闯荡世界的梦想对我来说可能正在成为永远的梦想。一切如同宿命，第二年我报名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为自己谋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至今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以后可能也不会离开。

父亲走后，母亲一直坚持耕作着家里的十几亩责任田。最初几年，农忙时我们会抽空回去帮忙，后来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加和琐事的增多，已很少有时间回去。不止一次的劝说母亲不要再种地了，母亲总是说再种两年吧。母亲的意思很明显，主要是想为我们减轻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后来随着我们生活逐渐稳定，母亲的理由一变再变，还是不愿放弃。其实我们都明白，母亲坚持种地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母亲不愿在经济上依附任何人，那怕是她的亲生儿女。母亲提出翻建老屋的时候，装着很随意的说了一句：钱我已经准备好了。面对母亲的态度，我也只好苦笑应之。

不服老的母亲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败给了岁月。去年，七十五岁的母亲终于主动提出不再种地了。母亲和我说这事的时候依然有些伤感。母亲说：“现在终于应了你爸当年的话。我说这么好的地，我会一直种到老。那时你爸笑我说，到时就怕给你粮食你也运不回去了。”没敢再接母亲的话，我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知道，我和母亲都不想接受，而又无法更改的现实已悄然降临，母亲真得老了。（全文4909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