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蒙古历史的小朋友也许有个疑问:为什么蒙古帝国能在十二世纪中叶突然崛起,旋即横扫欧亚大陆?如果真是无敌,为什么早不扫晚不扫,非要在那个时候来呢?
回答这个问题,要先看一下游牧民族是怎么在内卷中活出来的。
胡人的周期
古代游牧部落的自然死亡率极高:由于缺乏稳定的能量来源,人口常常呈现大幅波动。
生物课讲过,草原的能量转化率极低,而游牧民族的所有能量都来自草原,人口自不会多。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时,西起阿尔泰山,东达大兴安岭,三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大部分是戈壁荒漠,只能支撑不到百万人口。相比同时期的南宋也是三百万平方公里,但依靠高度发达的农业支撑了一亿人口。
同时,古代游牧民族的医疗条件落后,也根本不会去想节育。在年景好时人口会大幅增长,短时间内逼近环境容纳量。这时如果再来个干旱气候,没有耕地也没有存粮的游牧部落就会瞬间突破环境容纳量。不同部落相互攻打,抢夺水草丰美的区域,例如呼伦贝尔、敕勒川,这类草原牧场一般都是游牧部落间重大战役的发生地。

这样一来,游牧民族就陷入了“快速生育->人口暴涨->战乱攻伐”的圈圈中,算是加速版的马尔萨斯陷阱。
认识到这个事,就可以解释迷惑行为之:“匈奴千里奔袭,冒着全军覆没的风险抢几头猪羊”。所有胡族南侵都是这个道理:不打你我就活不出来!草原王朝酷爱灭族和屠城,并非其更加野蛮,而是草原文明习惯了灭族。草原的人口容纳量就那么一点,即使屠完,二十年后就又装满了。
胡人如何跳出牛熊周期
在漫长的岁月中,游牧民族反复上演着上述的周期,不同部落相互倾轧,无法形成大一统的国家。而跳出牛熊周期,实现全球性的胡人崛起有两次,每一次都把世界搅得底朝天。
第一次是公元三到五世纪:东方的汉帝国崩溃,陷入黑暗的魏晋南北朝,鲜卑、柔然轮番出现,胡人在中国历史上粉墨登场;中亚的波斯萨珊帝国崩溃,白匈奴在中亚异军突起,原住居民的民族危机空前,伊斯兰教开始兴起;西方的西罗马崩溃,西突厥在阿提拉的神话中崛起,西方在蛮族带领下开始漫长中世纪。
第二次是公元十二到十三世纪:铁木真在斡难河建立大蒙古国,不到半世纪席卷东亚、中亚、东欧。即使帝国崩溃形成四大汗国,仍然远超当今世界最大的国家。

那么大一统的草原王朝,怎么跳出倾轧周期的呢?主要是在两方面的重大突破:科学技术与组织模式。
先谈技术,大概是两次鸟枪换炮。
第一次是南北朝时期,马镫被发明了。没有马镫的时候,骑马没有着力点,在马上能用的武器只有弓箭(翻译:骑兵只能当自行火炮用,不能当坦克使)。有了马镫就方便了,步兵方阵随便冲,进去就是切菜。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的战力有了一次大升级,轮动到西方就是几大帝国余晖被无情碾压。
第二次是大蒙古国时期,回回炮被发明了。没有大型攻城火炮时,游牧民族攻城就是添油,一堆人拖着云梯爬城墙,顶着毛皮刨地基(翻译:攻城就是送人头,实惨)。蒙古人在阿拉伯发现了回回炮后,如获至宝。战术变成了:到了城池先围起来,就地开始吃肉喝酒,日夜不停用回回炮轰城墙。城墙轰塌之后,城里面也精神崩溃了,骑兵进去收拾残局。大蒙古国能征服欧亚大陆,不是蒙古战士多么勇猛,而是这套强大的战法(后世的拿破仑、朱可夫都是抄的蒙古人的作业,只是把回回炮换成加农炮和喀秋莎罢了)

再谈组织模式,主要是集权化的兵制。
游牧民族以前一直是“部落伙同吃肉”的军队建制,简单而言就是有好处就跟着打,打不赢就化作鸟兽散。从完颜阿骨打发明中央军开始,游牧民族开始成建制听命于大汗,组织动员能力瞬间升级,然后金朝就直接把辽和北宋包圆了打。
成吉思汗采用了“万户”的组织模式,“万户”在统领一方军政,自筹武装,但只听命于“大汗”。因此,草原王朝有很强的民族兼容性,唐太宗李世民被回鹘族人称为“天可汗”,清太宗被漠南蒙古尊为“蒙古大汗”。元灭南宋的后期,基本上都是汉人“万户”在作战了。
“万户”这种灵活又森严的组织模式,使游牧军队同时拥有机动性和纪律性。纵观蒙古战术,核心是“没有什么城池不能绕过”。蒙古,乃至整个草原游牧部落根本不是汉人所说的蛮夷勇夫,其在军事上的智慧常常在汉人之上。蒙古将机动迂回战术发挥到极值,堪称中世纪的坦克部队。
文明的方程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就拿古代中国王朝来说,开始一般有个看似很强势实则很窝囊的皇帝,比如汉高祖、唐高祖、皇太极;然后是看似爱民如子实则很腹黑的皇帝,比如汉文帝、唐太宗、玄烨(康熙);接着是看似打酱油实则兢兢业业的皇帝,比如汉景帝,唐高宗,胤禛(雍正);之后来看似英明神武实则很败家的皇帝,比如汉武帝,唐玄宗,弘历(乾隆)。王朝运转到这里基本到极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将王朝看成一个系统:初始值都差不多,一个打烂的社稷;外部输入是气候变化、外族活动等周期信号。其实主要是气候,气候周期影响农业,农业又影响人口和财政。外族活动也很大程度受气候周期影响,大规模胡族南侵都在小冰期发生,每隔400年出现的小冰期一度敲响世界主要农业帝国的丧钟(汉朝和明朝,实则死于小冰期造成的粮食减产);内部运转是人口增长及组织模式,这又是由生产技术和组织模式调节的。
王朝的运转情况是系统的微分方程,人性是恒定参量,组织模式和科学技术是自变参量,气候变化是独立的周期函数,初始社稷是边界条件。在古代,由于参数(生产技术、组织模式等)变化十分缓慢,微分方程的解一般是类周期函数。这种周期体现在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人口数量、政治生态到社会风气,几乎都是周期化的。这种周期有个关于人口的简化版,一般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方程套用在胡人身上:由于草原脆弱的生态环境,人类容纳量极低,很容易就逼近饱和值。这也是为何游牧民族的辉煌往往很短暂。科学技术和组织模式的进步根本跟不上内卷的速度,就要么分崩离析,要么皈依到当地的政治或宗教中。(大蒙古国在建立不到50年就走上了这条路)
至于近代社会,我们开始脱离这种周期,大概是因为科学技术和组织模式发生了改变,参数的改变快于周期自身的变化,于是整体模式跃迁到了新的模式中。
跳出这个圈圈
内卷这个词是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提出的。他用这一概念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当一种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它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转变到新的形态,而是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化。这就类似于一个给电容充电的后期,看起来一直是在充电,其实已经逼近理论存储,充电速率逼近零。
在古代,汉人的内卷爆发的是土地革命,引爆点是“和平务农的死亡率开始逼近造反的死亡率”;胡人的内卷爆发的是族群战争,引爆点是“和平放牧的死亡率开始逼近族群战争的死亡率”。倾轧是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但也有一些历史上的王朝系统,一度跳出了内卷的圈圈,一是罗马,二是大唐,三是近现代西方。
罗马采用的方式是对外攻伐与科学技术并进,辅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集中制。对外攻伐,就类似于增加了方程的常数项,打下一块领土,增加了人口和土地,内部的多余产能被释放,延缓了饱和发生的时间。科学技术与组织模式,就类似于改变方程的参数,彻底改变了解函数的形式。罗马人发明的马路、引水渠和混凝土,直接支撑了巨型城市,使得中央商业中心成为可能。罗马人发明的公民法也从制度上促成了兼具集权制与民主制于一身的中央共和国。

唐朝和近代西方国家,是一样的路数:外向攻伐领土,内向技术爆炸和制度革新。
要跳出圈圈,科学技术、组织模式的变革是原动力,商业是催化剂,这三者共同作用能不断改变人类社会微分方程的参数,使得现状永远逼近饱和但不达饱和,从而避免内卷造成的倾轧。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不仅在科学技术上取得大突破,在组织模式上也衍生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优秀的制度,造就了我们今天生活的盛世。
内卷不可怕,往往在内卷的压力下,辅以好的政治制度,能激发科学技术的进步。若永久解决内卷,那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就停滞了。届时人类将被永远限制在太阳系内,锁死在I类文明,在大过滤器中等待高维文明的审判;或是被人工智能圈养,供给能量获得实验记录,完成下一代智慧文明的自我学习。

抑或许,技术爆炸的快速进步,还是长期的黑暗年代,早已写入那最初的方程组中,只是在合适的时候被激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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