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习惯是有了钱，盖房子为第一要事。我小的时候，各种不同经济实力的人家，也都是建起各种档次的四合院，有的是几进的院落，中规中矩，前廊后厦，很是讲究。少年时期的我，对干妈的贾家院子印象深刻。
果子贾的四合院，大门外的房基比马路高出一米左右，很长很宽阔的高台，人称贾家坡。再加上房屋高大，从外面观看显得非同一般。一进院门，虽没有垂花门，可是门道很宽大，一个影壁形成的小天井，把正院和跨院一分为二。正院是按京城标准四合院的布置方位安排的，四面房屋均有前廊、后厦，房与房之间有游廊连接。东跨院有两间厨房，从跨院可以通往后面的另一层院落。宽大的长方形院子放着大鱼缸和各种盆栽夹竹桃、石榴、海棠、玉簪等花草。
说起这房子，不能不说说房主人贾家干妈。那时她梳着老式发纂，高鼻梁，不大的眼睛透着精明，虽年近五十，却带着一股子俏劲，显得十分干练。据说，她二十出头守寡，带着刚满一岁的儿子，以长房长媳、长孙的身份，面对着一群为争夺房产、个个眼睛瞪得跟“乌眼鸡”似的本家，显示出她超凡的能力和刚强。干妈得到了贾家房产中的这座两进的院落，她经常不无骄傲地说，“我这处大房啊，是磨砖对缝的，那时候过个节什么的，游廊挂的都是彩灯！”可见当年贾家家底的丰厚。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宁愿一人独守孤灯，送走一个个寂寞长夜，也不愿另寻伴侣。大房和儿子是她生活的全部和希望。除了自己住北屋，东、西、南屋和后院出租。出租房屋是她的经济来源，衣食无忧，生活得绰绰有余。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各项政治运动已见端倪。好不容易挨过了全民饥饿的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的疾风暴雨使幽静的四合院再没有平静的日子。造反派抡起“破四旧”的大棒，满街寻找所谓的“四旧”，首当其冲的是年轻姑娘的“窄裤腿”和老太太们头上的发繤。那些老太太们梳了多少辈子的发纂，突然被剪了去，有点像清朝的遗老遗少，又像秃尾巴鹌鹑似的，怎么看怎么别扭。然后破四旧的魔爪深入到被视为有钱的人家，暴风骤雨般地抄家，想抄就抄，想砸就砸，一时间，不知道有多少人家遭此厄运，不知有多少人家从天堂掉入地狱。贾家二伯是做古玩玉器生意的，手里也有不少好东西。那一日，红卫兵冲到他们家，一顿猛砸，瓷器被乒乒乓乓摔得粉碎，刺耳的声音使人们的神经将要崩溃。只听见老头儿没完地求他们“别砸了，别砸了，那是宋瓷啊，你们拿走都行啊！”从此老爷子卧床不起，拒绝吃饭。
干妈被迫剪掉头上的发纂，是一种无奈。她的房子受到冲击才是致命的。当造反派让干妈也搬出她的四合院时，干妈只静静地说了一句：“除非让我横着出去！” 这是一个视“大房”为自己生命的老妇人，对那个疯狂年代的誓死抗争。后来，街道要办工厂、办托儿所的计划，侵蚀了这个四合院里的日子。除了干妈的北屋，贾家的房子被街道办事处征用为托儿所，连续多年无偿使用。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退守。可以想见，从年轻时就守护着这座房子，当她说出这房子是“磨砖对缝”时，是怎么的骄傲和爱怜，那一砖一瓦，都像她的孩子。然而，街道一声征用令，她的房子做了街道托儿所。想当年，年轻寡居的她，可以用十万分的勇气，顶住本家兄弟的种种压力，却难以与街道的征用令抗衡。在当时，已有好几家大宅门被征用为街道机关的办公处所。当托儿所打破了院落的宁静，整日充斥着孩子们的吵闹声和老师们的训斥声，干妈还会有心静如水的日子吗？后来她的房子又被征用成了工厂，纷纷扰扰的人群，再加上轰鸣的机器声，对房屋的摧残与破坏时时像针一般刺痛着她的心。
直到本世纪之交，进入旧房改造之时，年届九旬的干妈早已卧床不起，神志不清，被人抬出了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四合院，确如她当初的誓言。房东二伯一辈子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那些珍玩，是他的挚爱，他更懂得它们的珍贵之处，视若生命。当时抄家成风，谁也无法阻挡，然而那些造反派们捋胳膊挽袖子的，竟然让他亲眼目睹了那摔碎的一幕，他发出了“那是宋瓷啊”的呼声，是多么的痛彻心扉。那一刻，他的心与之俱焚，生不如死。
如今，在干妈的四合院的原址和周围，一条通衢大道和一座座居民大楼，经过了如同婴儿诞生般的阵痛，终于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眼前。大道上车水马龙，每个人都在忙乎着自己的日子，没有人会记得这里曾经住过谁，有过哪些四合院，也没有人在意那些辛酸沧桑的故事。
人生就是一场梦,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在法音里经常这样说。是啊，无常来的时候，一场运动就可以没收你的财产、把人摧残、把文化毁灭。富也好、穷也好，都是过眼云烟。离开五浊恶世的人间世界，脱离轮回、去往佛土才是我们该执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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