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亚文因为其长远的战略眼光、对事物本质的精准判断力而被大家誉为女版的“丁元英”，但即便她高明如丁元英，却也只能在事务层面和丁合作，而不可能成为他的红颜知己。这不仅是性格层面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丁元英口中“文化属性”的结果。
芮小丹从武汉千里追凶返回古城后，在和丁元英的喝酒论道中，丁元英对芮小丹说：“人从根本上只面对两个问题：一是生存，得活下来；二是得回答生命价值的问题，让心有个安住。”也正是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态度，决定了肖亚文不可能和丁元英产生精神层面的共振。
【1】生存的问题
对于生存，丁元英的追求是“没钱的时候就选择既清净又生活成本低的地方，有条件了就选择更清静点的地方。……我没什么志向，就想不招谁不惹谁地过自己的日子。”
父亲病重后在和家里人商量接下来怎么办的时候，丁元英还曾说过：“我不适应家长里短的生活，我的生活你们也不适应。”
在搬到古城后，他也是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除了下楼吃饭，其他的时候基本不和外界来往，也很少出门。
可见，对于丁元英来说，他更向往的是一种远离尘世喧嚣的宁静，读书，听音乐，品茶，喝酒……当然，有读者可能会说，这样的生活需要建立在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做保障的前提之下，但事实是，当一个人彻底放下对外在世俗追求的时候，能满足一个人生存需求的成本其实真的很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下梭罗的《瓦尔登湖》。
而肖亚文对于生存的态度，更多地是停留在世俗层面。她的追求其实和刘冰一样，想“获得一个往牌桌上凑的机会”，实现阶层的跃迁。
这应该和她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
“家里我最小，又是女孩儿，没人指望我，走哪儿算哪儿。”简单的几句话便已足够勾勒出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氛围和环境。
因为从小被忽视，所以肖亚文更渴望用外在的成功去向家人证明自己。所以，她才会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既拼搏进取，又步步为营。她既有着底层人物为实现梦想而心甘情愿付出的辛劳、勤奋和努力，也有着为实现目标而步步为营的精明和算计。
一个要跳脱尘世，一个是躬身入局，对生存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丁元英和肖亚文从本质上便是不同的两类人。
【2】生命价值的问题
丁元英在这里提到的对于生命价值的问题，我更倾向于将它看作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而探讨价值观的问题则又回到了他所认定的“文化属性”上。
丁元英对一些传统文化持批判主义态度，尤其对儒家的孝道文化、皇恩浩荡文化都有着很深的偏见，这一点，从他在处理父亲病危一事和同韩楚风的谈话中可以明确地感知到。
他更推崇的是建立在西方哲学思想基础上遵循客观规律办事的“强势文化”。
对于人和事，他也更倾向于尊重事物的本然，“如实关照”，他对待冯世杰、叶晓明、刘冰，乃至芮小丹的态度，莫不如此。
可以说，丁元英是跳出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三纲五常”的框架之外来看待这个世界，在他眼中，没有君臣、父子的必然等级观念，每个人都是平等而独立的个体，都有他自己的命运和尊严。
而肖亚文则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奉行儒家文化礼数的典型之人。
在她看来，人是有阶层之分的。
在芮小丹赴京找韩楚风了解丁元英情况的时候，肖亚文本来是要去接站的，但当她看到正天集团总裁韩楚风亲自到站去接芮小丹的时候，她自己则悄悄离开了，后来她同芮小丹吃饭的时候说：“我去过车站了，老远就看见了韩楚风，他现在是正天集团的总裁，你这面子大了，我再楞往上凑就不知趣了，……要是连这点眼力见儿都没有，早就饿死了。”认为自己和总裁身份地位有别，所以她及时退出回到意识里给自己划定的位置上。
她的思想里，有着深刻的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念。在她看来，女人“好多贱东西是骨子里生的，只要你是女人就扔不掉。”这种认知映射到男女关系上，便是“夫为妻纲”的儒家文化思想。也正因如此，在肖亚文看来，“丁元英并不招女人喜欢，不实惠，没有女人想要的那些东西。……距离再近这点价值就毁掉了。”世俗红尘中，女人想要的无非是物质上的丰裕，期待自家夫君能够飞黄腾达、封妻荫子。而这些，丁元英显然并不具备，所以在肖亚文看来，丁元英是能够在事业上帮助到她的高人，却并不是她的理想爱人。
而丁元英对于肖亚文则是妥妥的向下兼容。因为文化属性的不同，决定了认知的不同，而认知的不同决定了思想境界的不同。不同思想境界的人可以有事务层面的合作，却很难产生精神层面的共鸣，这也直接决定了肖亚文和丁元英只能是事务上的合作关系，而不可能成为精神同频的红颜知己。
愿一切安好，如你我所愿。
我是天涯，和你一起品他人故事，悟自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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