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化论，有个普遍的误读：长颈鹿的祖先因为要吃到高处的树叶，努力伸长脖子，从而一代又一代地，迭代出了长颈的鹿。这很励志，因为这说明了：努力就能改变自身，乃至后代的命运。
但这是错的。
达尔文不同于拉马克，他用物竞天择的原理告诉我们：“用进废退”的努力，在个体层面上的量化改进，对生物进化，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内卷，获得性遗传并不存在。
而后来，分子生物学还告诉我们：VUCA环境里，只有基因突变才能创造（或者说自然选择）出超级物种。而它们之所以成为超级物种，不过是因为它们偶然发生的基因突变，恰好，适应了环境的突变。但是，基因突变里其实没有丝毫主观意识的作用，复制-遗传-变异过程中的一个bug，偶然地，就突变了。
这里点一下题——大变局之下，运气大过努力。
自然选择，第一是长期的，代际演化的，个体或者一两代几乎不会察觉到也无从影响到这一进程。显生宙到现在，5.4亿年累积的基因突变，把一勺有机汤变成了智人。第二，基因突变，实际是数量和时间换几率的游戏，以种群基数的扩张，乘以某些变异位点的发生概率，偶然形成了宏观表征。也就是说，依靠多样性创造出突变性及适应性，“碰撞”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
进化，并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更像是漫长时间的布朗运动，造成了系统论里所说的“涌现”。
种群数量扩张需要能量的输入，并且受到边际成本约束，我们设想也许有一种情况（其实是大多数情况）：在基因突变未发生或未扩增之前，系统能量就被耗尽，或熵增了。海量的个体被自然选择所淘汰，而且没有自由意志的作用，完全是基因的随机变异，进化的本质是偶然：物竞，生存与否，延续多远，全凭天择。
自然选择无关社会伦理。但，社会实验不是。不可以在人类中进行大规模社会实验，一部分的人不能作为成本，这是共识，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可接受的原因。
元宇宙为大规模社会实验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元宇宙，可以看作从现实世界向虚拟现实世界的映射，在完成算法的搭建之后，数字孪生（映射与函数）从物理机制延伸到经济社会，因而有可能在元宇宙里构建起大规模社会实验的空间，数字化创造了多样性的乌托邦，而又不必承担过高的社会代价。从而为人类摆脱资源约束，提供更多的乃至无限的选择——基因突变，在数字化的意义上，实现系统进化与自由选择的共生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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