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了一瓶“鸿运当头”的茶膏，小巧精致的瓷瓶，典型的中国红，煞是好看。冲泡茶膏大都先放茶膏，后冲水，“红运当头”是上投茶，先倒水，后放茶膏，膏体轻盈，茶膏飘浮在水面上，茶膏的红颜色由上向下呈雾状弥漫，画面感极强，还没喝就有一种心醉的冲动。
茶膏是普洱茶的一种，有生茶膏和熟茶膏之分。生茶膏是云南乔木大叶种茶叶经过加工与发酵后，通过低温萃取和低温干燥的方式分离茶叶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再将茶汁加工成的一种固态速溶茶。熟茶膏是普洱熟茶用同样工艺加工而成。新制的生茶膏外形色泽呈黑色且光亮如漆，经过一定时间后膏体表面呈白霜状，时间越长白霜越明显。茶膏变质，膏体表面呈现灰色。
茶膏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唐代陆羽《茶经》中就有记载。采、蒸、捣、拍、焙、穿、封的蒸青饼茶制作工艺，将茶叶中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附着在茶叶之间，在茶饼表面氧化后形成皱纹状，这就是“畏流其膏”、“油膏其面”、“出膏者光，含膏者皱”。这种膏不是制作的茶膏，只是茶汁溢出的膏化现象。膏化一度成为唐代龙团凤饼的追求，并渗入沉香、檀香、龙脑香、麝香等香料，异化成了一种“鸡尾茶”。唐代张舜民《画墁录》中的“贞元中常兖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耐之，谓研膏茶”，才是真正意义的茶膏。五代十国，有了茶膏的称呼，清吴任臣《十国春秋》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茶膏首次成为皇家贡品。宋人则采用榨取工艺，将茶蒸熟，“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茶膏彻底从茶叶中分离出来，成了茶中珍品。
明太祖朱元璋对制茶业越来越走向异化深恶痛绝，1391年下令“罢龙团凤饼，改散形茶”，撤销北苑贡茶苑，不再设皇家茶园，茶膏随之销声匿迹。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茶叶危机，让蒸青饼茶制作传承几近断绝，只有边地的云南普洱茶在浩劫中幸免于难，在外观形态和工艺制法上继承了唐宋制茶精髓，形成了完整的制茶体系，从而成为中国最古老的茶类。
大清时期茶膏重新出现，云南土司借鉴中药熬膏的思路，采用大锅熬制法，茶叶反复煎熬成的茶汤，经挤压过滤继续煎熬，浓缩还原为稠状物质即茶膏。茶膏通过茶马古道输入西藏，深受西藏上层人士的青睐，很多寺院纷纷自建制茶车间熬制茶膏，作为寺院专供。雍正十年(1729年)，茶膏再次定为贡品，作为“八色贡茶”之一。茶膏贡品有两种，一种供皇帝专用，雕龙画凤的木盒子用黄绸缎包裹；一种分送内府官员及六部堂官饮用，普通木盒包裹的是红绸缎。
乾隆年间，清宫建立御茶房，借鉴宋代榨取工艺，采用云南绿茶低温榨汁、分层析出、低温干燥的方法制作茶膏，已有现代生物工程“低温萃取，低温成膏”工艺的雏形。御制茶膏品质优，汤色红浓艳丽，呈玫瑰红或宝石红，滋味浓郁厚重，口感鲜醇润滑，开水冲泡即时溶开，品质明显优于地方上贡的茶膏。
辛亥革命后，宫廷御制茶膏工艺失传，土法熬制茶膏工艺在民间得以传承。本世纪初，普洱茶人破译与复原清代宫廷御制茶膏工艺，采用先进生物科技手段，成功从云南晒青毛料中分离了普洱茶后发酵所独有的菌群，通过低温萃取、低温干燥实现了普洱茶膏的规模化生产，普洱茶膏制作掀开了新的篇章。
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称：“茶膏，性味甘，苦，凉。归心，胃，肺经。功能，清热生津，宽胸开胃，醒酒怡神，烦热口渴，（治）舌糜，口臭，喉痹。”普洱茶膏首次被确认具有治疗疾病的效果。普洱茶膏内含的茶多酚、多糖、色素、咖啡碱、茶氨酸集合成有机整体，具有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抗疲劳、抗衰老和改善微循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脑血管类疾病等保健功能，被誉为“茶中黄金”。
相较于普洱茶，普洱茶膏冲泡简洁方便，一克普洱茶膏可溶于500～800毫升水中，品饮者依饮茶浓淡习惯而投入具体数量。普洱茶一山一味、百山千味，温度差异下普洱茶析出不同的芳香物质，原料和拼配工艺不同更是让香气千变万化。源于普洱茶的普洱茶膏，味道和口感都优于同年份的普洱茶，茶汤色泽红艳明亮，滋味厚重醇润顺滑，层次丰富，生津回甘，显现沉香(中药香)，虽不是老茶，却有品饮老茶的感觉，饮后令人心旷神怡。
普洱茶膏，这种被遗忘的养生文化越来越受到茶友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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