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指出，近代感伤诗人的这种对自然的向往，在古代素朴诗中是找不到的。
“古代希腊人在描写自然方面固然极精确，极忠实，极详细，但这也不过像描写衣服，家具或任何机械的作品一样，并不对自然事物感到更深厚的同情。”
“他们还就个别现象对自然加以人格化和神化，把自然的作用效果表现为自由存在的行动，因此，他把自然中的平静的必然性取消掉了，而这正是对于我们近代人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他们奔放的想象只穿过自然就跳到人生戏剧上去。只有活的和自由的东西，只有人物和行动以及命运和道德习俗，才能满足他们。”
席勒解释了这种现象的原因：
“希腊人在人道中还没有丧失掉自然，所以在人道以外遇见自然，并不使他们惊奇，他们也没有迫切的需要，要去寻找足以见出自然的对象。他们还没有自己与自己分裂，因而自觉为人是快乐的，所以他们必然坚守人道为他们的大原则，努力使一切其他都接近这个原则。”
他认为，在希腊时代，人与外在自然还处在统一体，像鱼与水相忘于江湖；人的内在自然（感性与理性）还没有分裂，人体验到为人的快乐，在自己身上就可以认识到自然，所以人所关心的不是自然，而是人道本身，是人物和行动。这是他们的人道主义，所以把自然加以人格化和神化，把平静的必然转化为活动的自由，这正是产生素朴式的心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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