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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
胡格诺派不仅被视作宗教异端，更是被当作鼓吹暴力的危险煽动者。巴黎的天主教徒是为天主而战，但他们同时也是在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城市中心的敌人的威胁。的确，这两个方面错综复杂地缠绞在一起，对宗教异端的恐惧让屠杀行动充满了非理性的愤怒情绪。
他们的宗教动机和对净化宗教场所的狂热在天主教徒看来是一种偏执的毁灭欲的体现。新教徒引发的大恐慌与1562年数次对他们的血腥屠杀不无关联，尤其是在桑斯和图尔两地。这一系列屠杀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预兆。同样是在1562年，龙萨毫不迟疑地将新教徒描绘成一群手握沾满鲜血的屠刀之人。
宗教一统的丢失、日常生活的困境、无处不在的令人恐慌的自然迹象。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中，意大利人与新教徒一同被杀害，虽然人数极少，但事件本身已足以表明巴黎人对胡格诺派的看法：他们不仅是异端，更是心怀叵测的敌人，他们正如这些被人唾弃的意大利人一样，妄图夺取巴黎人的财产与生命。
巴黎市民相信向胡格诺派发动总攻的时机近在咫尺，更确信这次行动是查理九世与天主授意的。两种信念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这场国王本以为可以避免的大屠杀的导火索。
虔诚的教徒渴望“征兆”，对未来忧心忡忡，而这棵山楂树的“神迹”向他们许诺了“复兴”与回归失去的宗教一统。这个神迹响亮地驳斥了新教徒所宣扬的世间不存在神圣性的论断。在天主教徒眼中，它证明了某些世间之物——比如这棵微不足道的小树——会受到上天的神秘眷顾，日常生活中总是存在着物质与精神的交汇点，亦即一扇向超自然打开的大门。对他们而言，平凡的世界中总会表现出“充满魔力的力量”( enchantement)，否则他们就会觉得迷失了方向。
胡格诺派恰恰被他们的邻居当作危险的入侵者：他们因宗教信仰不同而与他人保持距离，因此披上可疑分子和叛徒的外衣，必然对他们所排斥的群体包藏祸心。这种在意识形态上确立内部敌人形象的过程会导致在稍有风吹草动的情况下产生剧烈的排斥反应。巴黎人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前就经历过许多在他们看来骇人听闻的事件。
巴黎最高法院在这血腥的一周中始终保持沉默。8月16日至26日没有任何庭审的审讯笔录。法院是否在此期间罢工，以表达对查理九世的不满，从而不自觉成了屠杀的同谋者？这是有可能的，但没有任何文献能够证实此点。另外一种可能是，法官之所以没有在法院办公，是因为8月18日的婚庆典礼需要法官临时从法院搬到奥古斯丁修道院，而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期间他们正在搬回法院。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法官们由于惧怕而躲在家中，如克里斯托夫·德·图。他看到自己的两个朋友被杀害并扔到塞纳河里后，遂闭门不出，因“害怕遭遇相同的结局”。
将巴黎受害者的身份构成与其他城市的受害者相比，我们发现二者具有相似的特点，尤其是商人和手工匠人占有很大比重。在巴黎，遇害的贵族数量相对较多，但这是因为国王的“处决”行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敌对极化”在事件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当事者很容易就会遵循这种在许多其他集体暴力中都有所体现的逻辑。依照这种逻辑，“我们”得以形成的依据就是摧毁“他们”：“杀戮，不仅是净化，也是自我净化。”
并不是巴黎所有的天主教徒都赞同这次屠杀。根据幸存者回忆，一些天主教徒还救助过新教徒，其中包括吉斯公爵本人。但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不要忘记，吉斯公爵手下的门客中有一部分是新教徒。吉斯公爵对天主教的虔诚毋庸置疑，但这并不妨碍他此时借机收买人心，为日后所用。
随着天主教徒中的强硬派逐渐认识到自己判断错误，他们开始感到失望、愤怒，脑中产生了新的想法：面对这样一位无能的君主，必须由自己来捍卫天主的荣光与他们的群体。抗旨不遵逐渐成为这些天主教徒的责任，因为他们在这紧急时刻需要服从一项更为高尚的使命的召唤，而这一使命已被世俗政权背弃，因此捍卫它的责任便落到了忠实信徒的肩头。
对他们这些捍卫天主教的宫中重臣而言，屠杀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任其肆虐，而不用承担任何直接责任。他们至少被动地使国王的命令无法执行，尽管他们并未主动挑起暴动，但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为暴动力量提供了担保，而且很可能试图在暗中为其提供支持：根据卡夫里亚纳的记载，太后美第奇曾于10月中旬怀疑吉斯家族秘密煽动不满情绪。
10月底，王权似乎稍有恢复。国王于当月28日颁发数封诏书，禁止屠杀和抢劫。多起案件此时终于能够交由巴黎市长审理，被告多是盗窃犯，而非凶杀犯。但是到了11月中旬，恐惧的氛围突然重新出现：巴黎城中到处流言不断，据称一场“新的暴动”正在酝酿之中。
国王在全国阻止屠杀的决心毋庸置疑。但是，他在第一时间将口谕撤销这一举动也暴露了他最初在事件处理方法上的犹豫不决。尽管国王迟疑的时间十分短暂，但还是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困惑。宫中的天主教徒更是利用这一点，让人们相信查理九世曾明确下旨屠杀国内所有新教徒。
无论有关国王清剿新教徒意图的传言是多么不真实，但当各地方行政官员无法得到其他消息时，他们可能会相信传言。这向他们当中最有责任心的那些人提出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即服从不公正命令的合法性问题。
发生大屠杀的城市拥有一些相似的特征：一是天主教的布道活动——对民众灵魂的再征服——十分活跃，耶稣会士埃德蒙·奥热在波尔多讲道引起的轰动即可为证；二是对胡格诺派始终挥之不去的恐惧感，或是来自对前几次战争期间圣像破坏运动中的暴力的记忆，或者源自“由被包围而引发的精神失常”，特别是在新教徒占据稳固地位的省份。
这些杀人如麻、兴高采烈的奥尔良杀手自称“代表”了国王，是国王在世间的臂膀。但是，这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起来的国王，反而对现实中的国王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现实中的国王太过纵容宗教异端，他们确信，国王做过的“很多事都没有经过足够的调查”。他们的行为也暴露出长期压抑的愤怒——他们被迫屈从于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命令：宽容，即是一例。
各地停止大屠杀之后的缓和局势仅仅持续了十分短暂的时间。清除科里尼及其同伙的决定同时激发了敌对双方的冲动，令国王难以控制。更糟糕的是，它又一次引发了对王权的质疑，使人对服从王权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发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这一危机的本意是重树君主权威，却在实际上令其受到严重动摇，留下无穷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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