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华的孙子名叫张千余，看样子四十出头，身材魁梧，一表人才。
唐诗问他：“还记得你爷爷的事情吗？”
张千余说：“记得呀，爷爷在世时，我已经18岁，当时一心想参军，但那时参军很难，还是我爷爷出面，找了乡政府的领导，我才如愿以偿。入伍后正赶上抗//美//援//越，我以爷爷为榜样，积极报名参战，最终成为参战部队中的一名炮兵。在战斗中，我们团集体立功，我作为其中一员，算是没辜负爷爷的期望。”
听到这里，唐诗无比震撼，一家三代，都亲历过战争，都有战功在身，这在全国大概都少见，真是一个英雄的家族！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唐诗继续问。
张千余答：“战后退伍回乡，政府对我们这些参战老兵很关心，安排我到合肥钢厂工作，这20多年我一直在合钢，并在那里成家，现在儿子都老大不小了。”
这么说，张家已有第四代了。唐诗问：“你儿子多大？”
“大儿子20岁，现在在北京打工。小儿在合肥，还在念书。”
正说着，摄制组3人已干完活，也来到河埂上。唐诗把张千余的身份向他们作了介绍，他心里明白，张千余被乡政府及时召回，必定是冲着摄制组来的，这个采访必须要促成。摄制组3人听说是张孝华的孙子，立马来了精神，就地开始新一轮的采访。
镜头之外，唐诗问刘部长，中午饭怎么安排？一旁的乡书记抢着回答，乡政府已经安排好了。
接待摄制组是公事，吃饭也得要公家安排，不会在张友吉私人家吃饭。唐诗之所以要问，就是要确定一下，是在乡政府还是回到市里安排。其实，陪同外来的客人下乡，当向导只是任务之一，甚至不是主要任务，特别是这些新闻记者，都有通天的本事，就是没有向导，哪个犄角旮旯他也能找到。他们每到一地之所以要找有关部门陪同，就是为了解决后顾之忧，其中一项，就是要找个管饭的。接待单位也都理直气壮，出门办事，总得要吃饭，总不能把锅背在身上，这又不是行军中的千军万马，到了饭点就埋锅造饭，那是因为人太多，没谁能招待得起。不光是这些外来客，就是本市的机关单位，下乡搞调研，也要事先打电话知会乡政府，大家都心照不宣，就是要安排管饭。有段时间市里搞反公款招待，结果发现整不下去，只好退而求其次，在降低招待标准、限制陪客人数上做文章。这就是公款招待屡禁不止的缘由。
中午的饭局，安排在乡政府食堂，没有去街上的饭店。这样的安排，既节俭，又不易造成不良影响，这大概也是以前整顿带来的正面效果。
钓鱼乡地处裕溪河流域，水产养殖兴盛，尤其是湖蟹养殖，已渐成规模。中午的饭局也少不了这一水乡特色，当两大盘金黄色的大闸蟹端上桌时，3位客人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毕竟，被人当作贵宾接待，心情还是很爽的。不过，在唐诗看来，乡政府这般盛情，多半还是因为刘部长回家乡。果然，开席后乡书记就频频向刘部长敬酒，对3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只是礼节性的敬了两杯。（那时还没有“酒驾”一词，也没有中餐禁酒的政令。）
唐诗看着过意不去，向3位客人多敬了几杯，有话无话陪他们聊着。那位壮汉好酒量，来者不拒，螃蟹也吃得很精致。女记者和年长的编导似乎不胜酒力，亦或是下午还有事，不敢多饮，话也不多，看着心事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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