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越南和高丽都是农业国，生产方式与风俗习惯与中国略同。但因地理的缘故，越南和高丽都是中央帝国扩张的极限，真扩张过去，按风险收益考虑是不划算的。隋时征高丽有内在原因，人口滋生，地狭人稠的隋有夺取更多土地以安置农民的压力，农业国的扩张一般都是“远交近攻”，“渐次蚕食”式的，有规模效益。即：耕地越多，养活的战士就越多，对外扩张夺取土地的能力就越强。
但一旦到了某种极限，这种规模效益就不管用了。比如到了“天涯海角”式的越南、高丽，这种扩张模式就失效了。越南和高丽都是半岛，既连又不连，陆路进击，道路迂回，路程遥远，有严重的后勤保障问题，一旦战事不顺反而得不偿失。海路进击，减轻了后勤保障的压力，是捷径，但非农业国所长。越南、高丽本身也是农业生产方式的，人口规模不小，土地也有一定纵深，非一击即倒之国。所以后来明太祖朱元璋遗训永不征这两国是有道理的，有历史眼光。对中央帝国而言，地理上更为遥远的西北反而可能更是用兵的方向，一方面有利于激发维持农民的勇猛精神，另一方面也是消耗青壮人口，防止人口滋生过快，维持人口-资源的平衡。
中国历史上保持相对稳定的大朝代都在西北方向用兵，汉、唐等都是如此。当然这种分析在今天是失效的，因为今天中国已经不是农业国了，天涯海角也不再是天涯海角，从前为不断滋生的农业人口寻找新土地的压力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争夺能源、原材料和市场的压力。休养生息几十年的现代中国与隋炀帝时期一样有扩张和掠夺的压力。这种扩张和掠夺既可能是对外的，也可能是对内的。
按照现在通常的分析，西方的政治哲学主要是依托国家概念建立的，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起，国家或城邦就是讨论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和终结点，对国际或“城邦间”的问题，或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问题，柏拉图并未多做讨论，提到也只是作为讨论城邦政治的一个外在条件。城邦即政治，或国家即考虑政治的基准单位是西方的传统。罗马时期，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大一统”的，与此同时则是“罗马公民权”渐次扩张到整个罗马帝国。所以这还是城邦概念的。
中国的传统则不同，农业国无城邦概念，自然也无政治。中国的传统是讲天下，讲公义，而天下和公义则是被少数人所代表，或者是天子，或者是试图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读书人。当天子不能代表天的时候，就“苍天已死”，天下共攻，直到能代表“天”的新天子出现，“天命所归”，恢复秩序，重新安排好农民的经济生活。而最终攻取天下的一般都是起自蛮荒的武士，草原游牧民族的成分很重。
“天下”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倒扣的碗”，或就是一顶“蒙古包”，这种天下观更可能出自草原游牧民族的经验，而非农业民族的。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倒扣的碗”，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羊群、猎犬、牧人和他的马徜徉在“碗”的左近，目力所及再无人烟，“碗”内则住着他的老婆孩子。这不就是天下吗？
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农夫往往是被征服者，他们在这种天下观中就是牧人的羊群，牧人的一切吃食来自羊群，有德的牧人自然会爱他的羊群，牧人和羊群之间有着微妙的爱与被爱，呵护与被呵护的关系。而在羊群之内则是完全的平等和无差异。这种看待秩序的眼光与西方的传统就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是城邦的，一个是天下的。一个是人与人在公共空间的自由结合，一个是“拟人化”的天与人的结合。
城邦的关注在有限的共同体，而天下的关注则是按远近亲疏渐次扩张，并无明确的界限。治理有序的城邦对内不使用暴力，对外则是时刻准备使用暴力。理想的天下则是和谐的，天下为公的，或天人合一的。比如奥巴马会说是美国人选了他，所以他必须为他的选民负责，即便他在谈论国际问题，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终结点也是为了让他的国家受益，让他的选民受益，他关注的是城邦之内，而非全世界。如果是天下观，就不一样了，天下是一个，奥巴马就成了伪君子，因为他双重标准，伤害了“我们”的利益。
当天下遭遇国家时。最滥俗的说法就是西方需要思考天下的问题，思考全球正义的问题。其前途无非是三种：甲：全球政府，人类进入新的罗马帝国的时代，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政府，统一的利益，名曰地球帝国；乙：松散的联邦，有万国，但分享相同的价值观，遇事磋商解决；丙：分裂的世界，容忍不同的价值观，潜在地存在着对抗的可能。丙最接近现实的世界。比如中国和西方就是两个世界，有很不一样的价值观。穆斯林世界，俄罗斯则程度不同地与西方不是一个世界等。这很类似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场景，即考察政治的基准单元从国家提升到文明了，但还不是世界，因此敌人和对抗依然存在。甲乙丙都非完美的世界，只是潜在可能的世界，分别有不同的危险和值得警惕的地方。
在这种考察中，中国的“天下观”构成了能够与西方对话的不同的思想资源，有纯粹学术的价值，但这并不是我们最关切的问题。当中国与世界接触，并逐渐在经济上融入世界时，世界因中国而改变，但同时，也更重要的是中国被世界所改变。如果说西方需要超越国家去思考政治的话，那么中国就必须学会更多地从“国家”出发去看待政治，或我们首先就需要引入政治的概念，而非推销什么大而无当的“天下公义”。这么说主要是针对民众说的，接受西方式的国家观、正义观，关于“自由民主”的概念等正是普通民众的利益所在。
以“国家”为基准考察问题，就需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哲学，原则上我不排除从中国的传统，比如儒家出发达到一套与西方“相通”的政治哲学，从学术的角度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工作。但这并不排除，直接从西方“拿来”就不可能，就是无根基的，实际上作为现代人，我们与西方分享更多的东西，比如相同的基础教育，相同的好莱坞大片和麦当劳汉堡等，这些就是根基，更现实和普遍的根基。
以这种思路，中国问题的解决，从我们的角度看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问题，它是人与人的结合，通过一部宪法，和反复实践诠释宪法的精神……是这部宪法而非我们所处的这块土地使我们成为同胞，成为中国人，它最大限度地保障并激发我们每个人的良善生活，这种生活应该是有尊严的和充满希望的。
对正在崛起中，争取政治权利的普通民众来说，把希望寄托在“精英”、“带路党”和“权力”身上都是不靠谱的，是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等天上掉下“公义”的馅饼。如果以国家的观点，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制宪立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在公共空间发出政治诉求，并用自己的力量推进。
今天，虚假的国家主义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所推崇的国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是维持权贵资本主义所必须的暴力机器，它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这少数人绑架了大多数人，以暴力为后盾维持着一种统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少数人是最终和最大的受益者。普通人在此秩序下，相互疏离，而不是相互结合。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结合和相互友爱在这种统治秩序下被视为最大的危害，权力鼓励我们冷漠、自私，相互争斗。我们把自己封闭在个人和家庭中，除了金钱与享乐，我们怀疑一切更高的价值。
实际上这种统治秩序已经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发展，限制了我们的良善生活和追求卓越，我们首先是被权力所规定的。我们是贡献税收和消费品的非人存在，我们像羊一样安静地吃草，默默地等待着被宰割。我们必须首先冲破这权力的牢笼，争取一个属于自己的城邦，然后再去考虑其他问题，比如全球正义的问题，意义的丧失和心灵的空虚，是否和如何限制资本的过度贪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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