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曾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天下”我们常理解为国家，国家的兴亡，普通的百姓都有责任啊。此言出自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的一段话，其言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顾炎武之说，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别，故“天下”与“国家”，二者并非一义也。
在顾炎武看来，所谓国家，不过是一家一姓之江山，易姓改号，王朝更迭，是谓亡国。而天下之亡，非国家之亡，而是文化之亡。文化何指？仁义也。如果仁义之路被阻塞，当朝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以至于发生人吃人的惨剧，这是当朝者领着禽兽来吃人啊。此时的社会，谓之亡天下。
顾炎武如何展开他的论述呢？这篇文字的篇名叫做《正始》，正始是三国时魏帝曹芳继位初的年号，正始年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即高平陵事件。太尉司马懿诛杀大将军曹爽，夺取了曹魏大权。司马懿非常的残忍，不仅杀了曹爽，还杀了曹爽全族；不仅杀了曹爽全族，还杀了曹爽的亲信故旧全族。如此的血腥，当时的知识阶层莫敢吭声，“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放弃了儒家的经典而崇尚老庄的玄理，蔑视人间的礼法而崇尚不问世事的放达。所谓的放达，就是谈玄问道，摒弃伦理纲常，不问基本的道义公理，最终导致在上者失去了国家，在下者失去了礼教。
礼教是如何失去的呢？顾炎武举了个例子。嵇绍的父亲嵇康被司马昭所杀，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山涛举荐他做官，嵇绍推辞，山涛说：“我替您考虑很久了。天地间春夏秋冬四季尚且有相互更替之时，何况人呢？”嵇康被司马氏所杀，嵇绍不应该为杀父的仇人服务。但山涛以功名引诱之。山涛的这句话，一时被广为传颂，以为至理名言。但顾炎武说，这句话败坏仁义礼教，使天下人不知道自己还有父亲呀。这反映了魏晋之时士大夫的作风，为了苟全性命与名利，可以不必考虑礼义廉耻，并且以所谓的自然之道作为理由，这就是亡天下呀。
天下既亡，亡国也就不远了。果然，五胡乱中华，占领了洛阳，士大夫阶层并没有极力抵抗，逃的逃，投降的投降。逃者偏安江南，投降者引朋呼友为刘聪、石勒等暴君服务，看着故国的君主为新来的异族头领斟酒把盏，而无动于衷。
顾炎武是有切肤之痛的，满清铁骑蹂躏中原，青年时期的顾炎武投笔从戎，从事反清复明运动，事败仍不泄其志，尽行变卖家产，20余年间，孑然一身，足迹遍及北方各省，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山川形势，欲有为也。康熙开博学鸿儒科，招徕明朝遗民，多少士子为身家计，纷纷屈身事敌，而顾炎武三度致书欲荐己出仕的友人，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以死坚拒之。
顾炎武在《正始》篇，说的是魏晋事，何偿不是清初事？满清入关，强迫汉人剃发易服，悍然叫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以屠刀迫使汉人和他们一样在脑后留个猪尾巴；以血腥的屠杀镇压汉人的反抗，致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惨绝人寰之事；实施满人专制，以全国人民之脂膏供养一个高高在上的部族；查禁图书，大兴文字狱，钳制人民思想……种种罪行，罄竹难书。
顾炎武反清复明之义举，并非为恢复一人一姓之江山，而是欲恢复覆亡之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之要义，即是人民的幸福与自由。
如何保国？顾炎武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肉食者即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打天下、坐天下，如何维护他们的国家，自然是他们的事。孟子建议，要行仁政。就是在上者要考虑民间的疾苦，让百姓生活得好，生活得幸福。但往往既得利益者首先满足的是自己的幸福，如果坐了天下首先要满足别人的幸福，那还不如做个老百姓罢了。因此，做为百姓而言，不可轻易相信既得利益集团的好话，要“听其言，观其行”。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亡，则天下人受苦。为了不使自己受苦，人人皆有责任，而使文化不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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