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读书期间，我没有亲聆过季羡林先生的教诲，也没怎么认真去读季先生的书。觉得他老人家是大学问家，研究的是我辈无法企及的偏僻学问，心里留着尊敬，学问却是无法学会了。
北大毕业后在出版社做编辑，曾担任一本书的责任编辑，这本书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给世界比较文学学会的献礼书，代表着当时中国比较文学的最高成就。书里有季羡林先生的序言。我当时编辑书稿，读到季先生手写的序文，看到有一处不通顺，还有两处有错字，竟然不知高天厚地地提笔做了修改。书稿送到负责三审的副总编的案头，他看到我改了季先生的文字，大为不悦，把我叫到办公室呵斥道：“季先生的文字你也敢改？这责任你负得起吗？”一定要我改回去。
我当时愚钝，不知道这是领导爱护我，还是领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说道：“季先生也是人啊！他的文字如果有错误，难道就改不得吗？”
领导急道：“季先生的文字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改的呀！你改了，万一季先生不高兴了，就不好了！”
我又昂首说道：“哪个人敢说他的东西是一字不易的？我觉得这三个地方改了才对。如果您认为季先生文字的错误和瑕疵，要由他本人来承担责任，跟我们出版社没有关系的话，那就不改，不过我觉得这样是对季先生不负责任吧？”
领导被我说动了，又看了看我改动的地方，沉吟半天，说道：“那就把你改动的书稿送给季先生看看，如果他认为不可以改，那就不改；如果他同意改，那就按季先生的意见来。”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季羡林先生的影响力竟然如此之大。也第一次知道学术界和出版界对季先生的文字竟然有如此的崇拜和敬畏。我也因此同领导一样，为季先生对我所改动的文字可能做出的反应感到忐忑不安。很快有了回音，领导告诉我，季先生看了我改动的稿件，说道：“改得很好！就按编辑改的来吧！”于是领导对我改动大师文稿的唐突举动，由怒转喜，笑吟吟地签发了我的书稿。
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与季先生不曾谋面的交道。领导的惴惴不安影响了我，使我也在对季先生文字做了几处改动后，惶惶然将季先生敬上了神坛。幸好，季先生好脾气，没有耍大牌，竟欣然认同了一个小编辑的“犯上之举”，这对我的震撼，不亚于一场地震。
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遇到过不少教授、博导、大学问家，不少人都很是傲慢。要么宣称自己的文稿一字不可易，要么认为别人根本不配跟他论辩，还有人觉得自己的学问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东西，都让我感慨不已。
通过此事，我有两点感触。一是真正的大家，其实是包容而开放的，没有把自己神圣化，也不接受他人的神圣化。别人可以把他扶上神坛，可是他会不自觉地走下来。那种一出名就变脸并且极度自以为是的人，其境界和气度跟季先生这样的大家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二是只知唯上、迷信大师的人，所做的事，名义上是捍卫大师名誉，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只不过拿大师名号当美丽的幌子，拉大旗作虎皮，一旦出错，就会全算在大师头上，自己是不会承担一点责任的。
事情过去了好多年，我也离开了编辑岗位好多年，但是季先生的这件小事，却令我感慨难忘。我也感谢季先生的那点宽容和随和让我对学术精神有了更深的体悟，也庆幸自己没有因为迷信大师而让季先生的文字经我手时留下本可以无的些微瑕疵。
学者已逝，可是值得生者学习和继承的，依然很多。看到季先生照片上谦和平易的神态，我就想：以人的姿态来做人，以人的姿态来做学问，少一点把自己当神或者动辄就把大师奉为神明的举动，才能有真实而可敬的人生。
谨以一点感念，纪念季羡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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