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悲喜剧戏剧是中国戏剧文化的结晶,最能代表中国戏曲文化精神,甚至能够折射出时代的价值取向。《桃花扇》是一部杰出的悲喜剧,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崇高的历史地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言:“吾国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由此可见《桃花扇》的影响力。
《桃花扇》的作者是孔尚任。作者历时十年有余,三易其稿才顺利完成。正如孔尚任所说:“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作者将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同国家的兴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所谓“离合”是指侯李二人爱情的悲欢离合,所谓“兴亡”意在南明政权从建立到灭亡的整个过程。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历史剧的局限,打破了才子佳人的大团圆结局,男女之情、忠孝之义、兴亡之感、家国之恨都得到哲理性的升华。由此,它不再单纯的是一部展现亡国之痛的历史剧,而更应该充当启迪我们进行哲学性思考的素材。谈及《桃花扇》避免不了的便是侯李结局的思考。下面我们主要从侯李结局入手,分析其悲剧色彩。
一、文以载道
《桃花扇》具有高度的写实性,标榜“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孔尚任是以写史的心态进行《桃花扇》创作的,剧中真实的角色足足有29个。然而,艺术总归是艺术,艺术本身天然地具有一种主观性的判断。剧作家在创作的同时,难免掺杂着个人的情趣爱好,喜欢的人物加以盛赞,讨厌的人物鄙夷万千,因此历史剧人物大都有着脸谱化的形象特征。例如剧中的史可法几乎就是一个完美人物,而真实的历史却并非如此。历史记载中,侯方域最终选择投靠清廷,并非出家入道。“诗人的职责显然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率可能发生的事。”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写出来的只是个别的已然事件,并不能看到其必然性,只有经过加工再创造,才更具也有普遍性,更能展现其艺术意义。从诗歌到戏剧,艺术的原理都是相通的。《桃花扇》描述的历史是经过修饰的,是个人精神与社会历史的总和,因此更能反映社会需求。孔尚任选择以侯李入道结局。苏昆生一曲《哀江南》极尽哀婉、悲凉:“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这一套哀歌更能称得上是对南明王朝的挽歌,以哀歌的形式表达对封建社会内忧外困的无奈之感。
二、书生多议论
复社文人是进步的象征,更是朋党之争的挑事者。细察《桃花扇》,你便会发现,东林党总是一副“正人君子”的姿态,捍卫维护自己正统的地位,全然没有大局观。复社文人写“留都防乱揭贴”、公讨阮大铖之罪等一系列都埋下了南朝朋党之根,间接导致国家内忧外困。试想阮大铖之奸诈,谁人过错?恐怕东林党逃不了干系。“那时权飞烈焰,用着他当道豺狼,今日势败寒灰,剩了俺枯林枭鸟。” 阮大铖一步错步步错,他后悔当初选择成为魏党,一心想要改正,结交复社文人,这才有了那二百两的梳拢之资。人非圣贤,熟能无过!可是,谁知香君一句:“官人自处何等”打破了阮大铖的美梦。书生多议论,朋党之论已然根生蒂固,不可去除。侯方域虽发出:“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的仗义之言,可也抵御不了旁人短长。这尚且还是个人恩怨,尚可理解;若书生在国家安危面前意气用事,不可原谅。侯方域看出了四镇的矛盾,却全无对策。高杰不听从他的意见,他便意气用事,愤然离去,导致许定国赚杀高杰后降清。一介书生只顾个人意气,辜负了史可法的信任,辜负了国家的重托。说实在的,复社文人其实活在了“名”的梦里,活在了别人的嘴里。
三、香君真豪杰
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女子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仪礼·丧服·子夏传》:“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封建礼教束缚妇女的道德标准之一,女子在正常的婚姻生活中尚且处于从属地位,更何况是沦落风尘的李香君,然而作者却在李香君身上寄寓了高度认可和热情讴歌。孔尚任在李香君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尤在《却奁》、《拒媒》、《骂筵》讴歌了她那坚定不移的民族气节。作为女性,她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男人”的身上,始终充当着“贤内助”的角色,例如在《却奁》章节偏僻如里地向侯方域陈述了接受阮大铖赠送“梳拢”之资的个中厉害。只换得侯方域:“真乃侯生畏友”的节节赞叹。当美好的爱情被破坏之后,不同于软弱无力的男主人公,李香君身上不仅有着对爱情的坚贞,更凸显了一股英雄的气概。作为文人理想化身的李香君,在《拒媒》中坚守贞洁,拒绝利诱,血溅桃花扇。鲁迅先生有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个人的情绪需要宣泄,而经历《拒媒》之后的李香君的情绪已然达到了顶峰,她迫切需要一个宣泄的契机。她怀揣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心慨然赴宴,用痛骂的方式来书写她的性格与气节,赤裸裸地控诉奸邪佞臣。实乃真豪杰也!香君以女子之身,做男子之事,只是身份的局限,以生命为赌注来博求一种无法改变的改变。所谓国家栋梁大都沉迷在朋党之争的权利游戏里,一介秦淮名妓身上洋溢着传统儒家所宣扬的浩然正气,不是赤裸裸的讽刺,不也是一种社会悲剧吗?
四、身世浮沉雨打萍
莱辛在《汉堡剧评》中指出:“悲剧的目的远比历史的目的更富有哲学性。”道一尼的结局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可是这样悲剧性的结局更能引发人们对《桃花扇》哲学性的思考。马士英雷击台州山中、阮大铖跌死仙霞岭上、李贞丽转嫁他人、苏昆山为山中郎中、侯方域和李香君双双入道。人是被历史裹挟着一步步向前的,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选择权。回归到“一道一尼”结局本身,他们是真的入道了吗?《惊悟》中张道士:“两个痴虫,家在哪里?国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恨,割他不断么?”他们并不是割断了情欲,遁入空门,而是觉得惊觉尘世羁绊,不由自主地选择厌世解脱,寻求个心灵安宁罢了。男女之情、忠孝之义、兴亡之感、家国之恨席卷而来,所有的理想都成为了一个个的泡影,人生的虚无感也便侵蚀他们的骨血,撕咬他们的肉体,仅剩的男女之情也在痛苦折磨中随时间消磨。对比《红楼梦》的幻境世界,《桃花扇》的结局何尝不是作者孔尚任虚构出来的“幻境世界”。两部作品无不都在强调人生的虚无,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只不过《红楼梦》侧重于性格悲剧,《桃花扇》偏向于社会悲剧而已。其哲理性皆如侯李嗔语: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
参考文献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
孔尚任.中国古典戏曲第四卷桃花扇[Z],第265页.
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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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丧服.子夏传
莱辛.汉堡剧评[C].张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09-01.
孔尚任.中国古典戏曲第四卷桃花扇[Z],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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