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原文：絜 jié）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礼记·经解》
陈柱先生（1890-1944）为学不主一家，不专一体， 于我这说话还说不对的新学者最是合适不过的。国学还是中学时代读的较多，儒、墨、兵、阴阳，零零碎碎的根本构不成体系。大一时也选修过《论语》课，然而老师也并未讲出什么所以然，更可忽略不计。当时收获最大的不过是将《论语》背了那么四五十条。知其字面意却不知所以意。有如：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当初只当孔子仰慕周公的“弼王”之功，读罢《儒家总论·本原》一节才知，为何独为周公。
《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司徒者，见《尚书·尧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司徒以掌教为职，儒家亦以教育为己志。教在五伦。
儒家之教，以五伦为基本，而其教之工具，则最重礼仪。周公制礼作乐，千古莫与比隆，故儒家之业，莫盛于周公。
至此，才算是明白周公之于儒家，之于孔子的真正意义。昨日和父上大人聊起，父上大人说周礼，礼法一体。礼即法。
周代礼制完整地讲应称之为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制度运行的形式和保障。
想起以前学的《汉谟拉比法典》，遂问：算不算是成文版习惯法？
父上大人想了想，说，第一部成文法典是“郑国“铸刑书于鼎””。春秋战国时期算是礼崩乐坏，和现在很像。
我反驳他：这不也说明人们的挣脱了思想的束缚了吗？礼崩乐坏才能百家争鸣啊。
他反问：连底线也没有了呢？没有规矩到底是好是坏？
我也楞，两者间的界限如何确定呢？说到底不过是“度”的问题。而人们看到的事物越来越多，接受的阈值也越来越高，很多事情不是轮在自己身上，大多还是难以体会到其中甜苦的。道德底线本就是不成文的习惯法，习惯法不是随着社会和历史变化的吗？大趋势如何变，底线如何变。一个人的接受事物的阈值变高于个人而言的确是好事，那么，百姓的阈值都变高呢？所谓的善恶观会不会也会淡化呢？
父上大人继续讲，其实在农村，人们一说起当官的，那就是贪。如果能开着公车回老家就是“有范儿”“厉害”，骑着电车回家反而是“混得不好”。愈加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有人不贫，却领着各类的救济金。
想起今年来看到的各种事，不禁赞同。似乎人们日渐的不再“以贫为耻，反以为荣”了？弱者似乎更加的理直气壮，站在舆论的顶峰，壮到强者毫无反抗的余地。
其实哪里是弱者变强了，而是舆论太可怕。人们遮着网络ID面具，借着各类热点事件，抒发的是自己的不满。端看自己代入的角色是谁，经历和甲方有共鸣，便声讨乙方；和乙方熟悉，便偏向于乙方声讨甲方；更还有不嫌事大的。清醒的旁观者叹一句，却更不愿惹任一方的火上身，沉默着；还有愚者和幼者，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被声势最大的观点洗脑，先入为主地认定黑白善恶与对错，舆论之上再添一把烈火。
最后，哪里还有真相呢。
其实，哪怕是是了解到最真实的事情，最终也不过是叹一句，双方皆有过，难说对错。
最后，我们就聊到了法。父上学的是法，向来不赞同强制的法，认为法不应当干涉人类的自然规律。
我反驳他，法是人的行为，那不也是人的自然规律吗？就像是猴群，会把被打败的猴王赶出去，又像是其他的群居动物会杀死幼崽。人群居，有自己的社会。而法，无论是日渐演化形成的还是强者制定的，不都是这个社会的规则吗？也算是属于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啊。
当时父上大人的回答我已经记不清了。我一向固执，有时过于执着于自己观点，他人的观点说不服我便就遗忘了。而又或许在某个时间，自己又开始质疑自己。
就像现在码着字，我就又在想，人类始终是不能喝其他动物相提并论的，我的观点未免太上帝视角。
不过父上大人的观点我是赞同的，法无论是谁制定如何形成，不应太过严苛强制。今天读到《儒家·晏子》篇，看到晏子的一些治国观点，深以为然。
……尽智导民而不伐焉，劳力岁事而不责焉；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爱，故民不以相恶为名；刑罚中于法，废罪顺于民。是以贤者处上而不华，不肖者处下而不怨，四海之内，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遗教，此盛君之行也。
然而教化又岂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初学者的随手记，所知太少，句不成句，也无明确的个人观，每读一人言辞都是一场新见识。每每有所思，便随手记，希望在此过程中能建立自己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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