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领导力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主讲：姜鹏
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认为，作为一名君主，必须具备三项基本素质，即“仁”、“明”、“武”。
司马光说帝王之仁，并非指平日里温和慈祥，而是要有德被天地的大仁，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这里的教化 ，不仅仅指教育，也包括社会风俗建设，讲得笼统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强调的精神文明建设。修政治当然包括澄清吏治、加强法制、建设制度等等内容。要养百姓、利万物，得让老百姓安居乐业，那经济发展、物质条件也得跟上。
司马光认为帝王之明，并非我们平时所说的“明察秋毫”之明。如果事无巨细，一个帝王都能洞若观火、明察秋毫，这恰恰是司马光反对的。因为帝王之下有百官，每一样具体的事物都应有具体的官员负责。具体琐碎的事务，就交给百官去处理，帝王要把要眼光放远，腾出手来规划大蓝图。
所以帝王之明，要从大处着眼。帝王之明的第一个表现，要懂得真正的治国之道，在大是大非上坚定立场。帝王之明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你得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帝王治国如同医生看病，要针对这个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开药方。第三个表现，对于身边官员们的忠奸愚贤要能明辨。具体的事务可以交给他们去管，不必事事插手，但对这些人本身的素质要深入了解。
除了仁和明之外，帝王还有第三项素质：武。司马光说，帝王之武不是蛮狠暴戾，而是根据道理对每件事做出准确而坚定的决断，不受奸佞迷惑、影响。历史上能做到仁、明、武“三项全能”的帝王少之又少，偏备其中一两项而缺失其余者却多见。有时候这种偏备是非常致命的。比如，帝王的决断要建立在明的基础上，决断的导向要仁爱、爱人。但有些帝王很仁厚，却不明，也就是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也有些帝王，即便在一些事情上很明了，却不具备司马光所说的“武”，优柔寡断，同样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使政治变得糟糕。在汉代历史上，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汉宣帝，整体上在仁、明、武这三点上做得都还不错。但他的儿子，也就是汉元帝，却是仁而不明、明而不武的帝王典型。
从爱民的角度讲，汉元帝有很多优点。比如，他生活上倾向于节俭，待人也很宽厚。但史学家们认为，正是在这位仁爱的汉元帝统治期间，汉朝开始走下坡路。为什么呢？因为汉元帝在用人上不明，受奸佞所欺。还在很多是非明白的事情上，不能据理而断，受人牵制、摆布。所以在“明”和“武”两大素质上都出问题。
举一个具体的事例。皇帝身居宫禁之中，与外界的关系比较隔绝，所以需要有人在内外之间传递信息。汉元帝即位以后体弱多病，认为宦官在朝廷上没有党援，可以信任，所以就委任宦官石显和弘恭负责传递外廷信息。外界的事想让汉元帝知道，往往需要通过石显禀告。石显就凭借这一点窃弄权柄，成为外廷官员不敢得罪的权势人物。
那个时代同时还有一位著名历史人物叫萧望之，是汉元帝的老师。由于具有这样的身份，萧望之在当时政坛上很有地位，也很受汉元帝信赖。萧望之在政坛上磨砺了数十年，但难改书生本色，性格耿直，非常看不惯弘恭、石显这样的宦官专权跋扈。于是就向汉元帝提出，不能把沟通皇帝、大臣间信息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一个宦官来办，和政务有关的事情还是要交给士大夫。
除了宦官之外，萧望之还痛恨另一类人：外戚（皇后、皇太后的家人）。他认为这些人依凭裙带关系活跃在政坛上，严重影响了政治的清明，建议汉元帝对这些人的权势也要裁抑。这样一来，萧望之当然把宦官和外戚这两股势力都得罪了。而这两种人恰恰是离皇帝最近的，有的是机会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
弘恭、石显这两个宦官果然很有心计，趁着萧望之休假的时候，唆使人告发萧望之欲对外戚家族的代表人物史高不利，谋划削夺史高的官职。从辈分上讲，史高是汉元帝奶奶的侄子，那么汉元帝得管他叫表叔。而且史高和萧望之一样，在汉宣帝临终之前受嘱托，共同辅佐汉元帝。所以当有人告发萧望之意欲对史高不利，汉元帝当然要问问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元帝当然不知道弘恭、石显是这起告发事件的背后主谋，还派了弘恭去问讯萧望之。
萧望之书生脑袋不知道转弯，看皇帝派人来问讯他和外戚之间关系的问题，根本没想到是已经有人设好了圈套等他来钻。于是直接就说，外戚往往凭借着和皇帝的亲戚关系骄奢淫逸，他之所以对外戚有意见，是想匡正国家政治，并不是有什么邪谋。
对于萧望之这个回答，弘恭很满意。你这不就是承认有要压制外戚的想法和打算了吗？承认这一点就可以了，至于这些想法是不是“邪谋”，你萧望之自己说了不算，得取决于弘恭如何向汉元帝汇报。于是弘恭回来和石显一合计，就这样向汉元帝汇报，先罗列一张和萧望之关系比较好的大臣名单，然后说这些人搅在一起“谮诉大臣，毁离亲戚”。萧望之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大臣走得比较近，观点比较一致没有错，他们都对外戚专权有看法，也没错。只不过这件事到了弘恭、石显的嘴里，就变成萧望之等人挑拨皇帝和外亲之间关系的行为了。那么萧望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欲以专擅权势”，把外戚等其他大臣挑拨走了，他们自己来专权，把持朝政。顺着这一思路往下推论，弘恭、石显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萧望之“为臣不忠，诬上无道”。非常明显，弘恭、石显是抓住萧望之只言片语进行片面解释，并歪曲演绎，从而给萧望之罗织罪名。
弘恭、石显建议汉元帝，对于萧望之这样的大臣，应该传唤他到廷尉那儿仔细问问，古文所谓“召致廷尉”。廷尉是秦汉时代最高的司法机构，“召致廷尉”是一种含蓄的讲法，其实就是下狱。汉元帝当时刚刚即位，不知道“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以为只是传唤问讯，于是就同意弘恭、石显的建议，把萧望之等人“召致廷尉”。这一下就中了弘恭、石显的圈套，他们拿着皇帝的旨意，名正言顺地把萧望之等人逮到监狱里了。而汉元帝对此却完全不知情。直到一天，汉元帝很想见见其中几位和萧望之一起被“召致廷尉”的官员，身边的人才告诉他，没法召见，这几个都在监狱里呢！
汉元帝得知真情后，很吃惊，也很生气，一面指责弘恭、石显没把事说清楚，一面赶紧下旨释放萧望之等人。但弘恭、石显和萧望之之间的仇恨，并未因此解开。
之后，汉元帝曾设想任命萧望之作丞相，这当然会引起宦官和外戚势力的恐慌。弘恭、石显等人就想找机会阻止这件事。凑巧，萧望之的儿子上书讼冤，说萧望之之前被逮捕系狱，是遭弘恭等人陷害，十分冤枉。讼书呈奏之后，按程序当然要让有关部门审核复查。弘恭、石显就抓住这次机会又设了一个陷害萧望之的圈套。
他们对汉元帝说，萧望之倾轧外戚大臣，试图削夺史高官职这件事很明白，他自己供认不讳。幸得皇帝仁慈，没让他在监狱里呆太久。他居然不好好悔过，还教唆儿子上书讼冤，“归非于上”。讼冤嘛，说自己冤不就等于说皇帝查他查错了吗？弘恭、石显这个解释很狡猾。本来上书讼冤，是针对他们俩的，汉元帝是受他们蒙骗。经他俩一解释，就变成讼冤直接针对皇帝了。弘恭、石显又说，萧望之如此有恃无恐，不就是倚仗他曾作过皇帝老师这个身份吗？老让他这样下去，接下来怕是镇不住他。所以弘恭、石显建议汉元帝，要杀杀萧望之的威风。如何杀？就让他到监狱里稍微待会儿吧。当然，他们也向汉元帝再三声明，这并不是真想拿萧望之怎么样，仅仅挫挫他锐气而已。
汉元帝一开始觉得，这么做不合适吧？而且他很了解他老师的性格，这位萧老师书生本色，性格向来刚烈。刚吃了官司从监狱里出来，又要把他整到监狱里去，他的自尊心受得了吗？按他一贯的脾气，要受不了很可能就自我了结了。结果弘恭和石显劝解汉元帝说，萧望之只不过犯了“言论罪”，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走个形式而已，不至于压迫得他非要自裁不可。
这番话又把汉元帝蒙过去了。同意有关部门查证、处理萧老师的“言论罪”。只要皇帝同意审查萧望之，不管多小的事，弘恭、石显这些人都有办法在办理过程中把它变成大事。接下来他们立即动用京师武装力量，将萧望之的府第团团围住，这架势让萧望之误以为这次真的是摊上大事了。最后，萧望之认为，自己六十多岁的人了，一把年纪，难道还要再到监狱里去受这种屈辱，苟全性命吗？于是萧望之当场喝毒药自杀了。
消息传回到宫里的时候，汉元帝正在吃饭。闻讯大惊，伤心得吃不下饭，把弘恭、石显等人叫来痛责了很久。后来忠汉元帝之事，朝廷都会派人按时节吊祭萧望之的坟墓。但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人死不可复生。
从人的角度讲，汉元帝不是坏人，但从帝王素质的角度讲，汉元帝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司马光批评汉元帝说：“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 作为一名君主，这么容易欺骗而难以觉悟。从三大素质的角度讲，首先汉元帝不明，难以觉察身边人的奸谋，很容易被人利用。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利用。其次，汉元帝无断，明知萧望之性格刚烈，再度下狱会对他形成强烈刺激，依然赋予石显等人查处萧望之的权力，果然导致萧望之自尽。这是汉元帝在明知的情况下，因缺乏刚健的性格和决断能力，所犯的错误。对待萧望之这件事如此，处理其他国家大事，汉元帝同样会犯这样的错误。
从汉元帝身上我们看到，帝王需要仁，但光有仁爱之心是不够的。为人仁厚，但不明、不武，同样会导致政令不齐、国家衰弱。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帝王了，但我们如果想主导一件事并把它办好，仍然缺少不了领导力。仁、明、武这三点这位领导力的核心要素，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仍然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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