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被车裂后，秦国依旧按照他留下的那套系统运转，秦惠王虽然恨商鞅，但是对于他这套体系所带来的好处还是很享受的。
短短二十年，秦国就从以往被人看不起到被周天子封为西部大总管，很是扬眉吐气。
秦国终于坐在了大国的牌桌上，成为了不容忽视的存在。
这让各国都有了危机感，纷纷招揽人才以强大自身实力。“士”们受到了追捧。
01
周天子用井田、宗法、分封、礼乐等制度统治天下，那一套套复杂的礼仪，一出出难演的乐章，都在无形中屏蔽掉了底层的百姓。
此时的贵族们，张口闭口说的都是“礼”，唱的都是“乐”。
这也是为什么说春秋多君子的原因，牌桌上都是玩得起的贵族，是不被温饱所裹挟的上层群体，当然君子多了。
所以春秋时期，总体上来说都是以德治国。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以德治国”那一套就不管用了。
随着铁的冶炼技术提高，不仅使武器更加精良，也让农耕得到快速发展，养活的人越来越多，大量的平民子弟开始脑子里有东西了。诸侯之间的扩张和兼并也越来越残酷，天天都在上演着生死存亡。
这时候的“礼”不再是刚需，活下来才是要务。
因一人而兴邦，因一人而丧邦，是这个时代特别常见的旋律。
所以，每个国家的高层，但凡是有点儿条件的，都希望养一屋子三教九流之“士”，保不齐什么时候就用上了，万一哪天某个“大神”就大放光芒了呢。
这个时期，随处可见大量的无业游民、闲散人士、逃犯、武士、知识分子满世界流动，寻找实现自己价值的机会。
今年在楚国，明年就在齐国，后年也许又跑到了赵国。
他们甚至可以在不同的、甚至是敌对的两个国家间穿梭着做高级官员。
这种对人才包容到了不计前嫌、不在乎是否有间谍倾向的做法，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上，你只能在这一段时间内看到了。
02
当时“士”的门槛是相当低的，他们的身份也很杂：社会闲散人员、逃犯、打手、读书人、手艺人等等。
养他们的行为很像现在的风投，海投出去后，只要出了一个“独角兽”公司，赚的钱就能包住之前所有赔进去的钱不说，还有富裕。
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公子”，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他们的府中都养着大量的“士”。
“四公子”蓄养门人只是强大自己的方式之一，其他像王室之间通婚、国与国之间结盟、利益驱动下的背约等等，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这些“士”都有本事吗？其实很少。
举个例子。
齐国的孟尝君被罢相后，所养的三千门客一朝而散，只有一个之前并不起眼的冯驩对他不离不弃。他先是找孟尝君要钱去秦国，见了秦王后说：齐国之所以这么牛，就是因为孟尝君，现在的齐王是个二百五，你还不赶紧把这么一杆大旗立到秦国？
于是，秦王派了十辆车去齐国接孟尝君。冯驩赶快又一路飞车赶到齐国，对齐王说：赶快给孟尝君平反，秦国一听说咱们国家的“男神”受了委屈，正连夜驾着十辆大车来抢人呢！你再不给他平反就让人抢走了！
齐王一听，派人调查后，听说秦国的马车就快开过来了，于是马上恢复了孟尝君的地位。
养了三千人，就筛出这么一颗钻石，但孟尝君也就是因为这一颗钻石而再度耀眼的，你能说养士没用吗？
还有后来著名的荆轲刺秦王，也一样是养了很多“士”才出了这么一个厉害的存在。
这个时期，雇主给“士”的待遇不仅很高，并且可以来去自由，且不必有任何负罪感。
此时“忠”的概念还没有任何市场，无需承受心理负担和道德桎梏的约束。
于是，“士”在这种有钱有闲的待遇下，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被养了出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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