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途中
流刑历史悠久，是俗称的流放的刑罚形式。根据记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存在这种刑罚：把战败的敌方大人物及其主要党羽、家属遣送到偏远地带监管居住——期间可能附加苦役和某些肉刑。
之所以不杀掉，并不是心慈手软，只是有顾虑。有的本来互相就是亲戚，要考虑亲族内部的意见；还有的是政治策略，比如以不杀首领换取对方部落的合作甚至投降——这种政治惩罚模式一直延续到后来。也不排除有的是为自己和子孙“留后路”。
而失败者往往也只有接受这种“弱于死刑”的方式。
较早时期，一般只有大人物、特殊人物才有资格被流放。一般的小朋友如果失败被擒，直接就打上烙印作奴隶了，或者杀死。
奴隶社会中后期所谓法度成型，流放渐渐成为一种刑罚。那个时代刑罚花样百出，其中残酷肉刑不少，流刑似乎并不算太显眼。
作为一种刑罚，流放包括了纸面的、默许的虐待在里面，包括艰难的旅途，流放地的强迫劳动和恶劣环境，各种人格侮辱、迫害、随意虐待等。
秦朝基本沿袭了周朝后期的刑罚，其中死刑、肉刑、流刑都大行其道，后者主要目的之一是强征不要钱的劳动力去修国家工程——大量的轻罪者在其中，有些就是交不起税而已。到了汉朝人文思想大发展，大人物们开始更理性，并且当权者在社会压力之下，也吸取历史教训，精简了刑罚成“五刑”：笞、杖、徒、流、死。
前两种为简化、弱化版的肉刑，徒刑为监禁，流刑…死刑不用多说。从这时肉刑开始弱化，流刑渐渐成为一种仅次于死刑的严厉刑罚。
在中国古代，流刑较为普遍。大量的罪犯和“问题人物”被流放到边远地带或特殊地点，充当不要钱的奴隶。被流至边疆的，作为“实边”的一部分；被发配给官方单位的，称“发配”等。对部分犯人特别重犯、累犯还要在面上刺上标记，表示为终身罪人。
具体的流放地：较早时期人口少、荒芜甚多，可选的流放地甚多，比如燕山（现京郊）、湘西（现湖南西部）、闽地（现福建山区）、越地（现浙江山区）、川蜀（山区）等。后来人口渐多多有不便，就更多选择西北东北边疆、夷州（台湾）、琼州（海南）等地。
清朝有个著名流放地“宁古塔”，在现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代，在当时属于边疆军管地区（少数民族部落兵），冷得很，而且多各种罪犯，很乱、无法无天，传判那里等于已经少了半条命。
从小偷小摸、偷窥犯、流氓恶棍、强奸抢劫犯到贪渎犯、杀人犯和政治人物等等都有可能享受流刑。其中有不少名人，比如苏轼——但他的遭遇来自“党争”失败，按惯例可以稍稍优待一番，再说名气也实在够大，于是在海南岛他做起了教书先生。
西方的流放更加多，因为一度那边基督教盛行，影响大，认为不宜轻易杀人，于是许多的重犯包括杀人犯都被流放。小说《复活》中，女主玛丝洛娃虽然被定了杀人罪，也不过被流放。历史上拿破仑、列宁、斯大林等都享受过流刑。
苏俄的主流放地很有名，就是著名的高寒地区“西伯利亚”，大量的路程要靠走。具体流放地经常上千里没有人烟，到处猛兽且缺乏食物，逃跑成功的可能很小。过去之后，流放者往往要自己弄饭吃和参加苦役，生活特别艰难。
实际上，美洲、澳洲早期的白人移民中有许多是流放者，“实边”的意图明显。比如知名的“五月花号”，上面的乘客是宗教原因被流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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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刑的目的，一是令一些不易悔过的罪犯远离人群和人口密集区，减小复犯有关破坏；二是作为一种刑事惩罚和司法威慑；三前面提过，弄些不要钱的劳动力。四是对付某些“朋党”、“关系网”。
从实际应用看，流刑的司法威慑力还是不错的。文学作品中，有的一听流放“小腿儿都在打颤”。一下子要到一个关系不及、环境恶劣、叫天天不应的地方去任人虐待欺负，的确挺吓人。要知道就算是恶人，也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和成群的恶人相聚——混迹老实人群中才方便作威作福！何况要面对更恶的恶人！
甚至会有不少被流放者就死在了半路上。据记载，流放澳洲的罪犯，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会死在半路！
要是女人，通常不敢参加流放，有的宁可自杀也不去，你懂得。油头粉面的公子哥也是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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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后，国内仍使用过事实的流刑，具体模式是：在限制人口流动的前提下，将罪犯或问题人物的原户口注销，强行迁移到荒无人烟的大西北等地，由当地强力部门或军队看管，限制自由，强制劳动——或可以叫做“远距离劳改”。在当时，这个举措对于改善社会治安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后来流刑在世界范围内渐渐不再流行（并没有消灭），部分原因很现实：经济。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找一个适合的流放地开始困难，而且消耗的费用、人力物力不少。再说机械发达，不差那点劳动力。
因为交通工具多，那种随便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也弱化了，被流放者逃跑的成功可能大大增加了（对他们的具体监禁措施不如徒刑）。
还有人文原因：认为虐待不合适。
司法角度，减少刑罚种类有利于量刑和实施，快且省。流刑似乎有些“不经济”。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又出现了新的状况，比如徒刑和罚金为主的司法刑罚的威慑力不够，导致一部分罪犯并不怕蹲监罚钱，“几进宫”和重新犯罪不少，甚至刺激犯罪数量大大增长。
而且罪犯坏人长期混迹社会人群，总归是个不安定因素。
这种情况下，或可引用“乱世重典”法则。若是因此重新启用流刑的话，当可从某种程度上提高司法刑罚威慑力——毕竟流刑是一种“天然带虐待”的刑罚，比单单监禁强横得多，威慑力强。对于一些“仇恨社会型”犯罪、团伙或集团犯罪、也能起到很好的“隔离”、“解离”作用。
考虑到有关特点，较为适合流刑应用的罪行包括某些恶性犯罪、反社会类罪行（如黑恶犯罪）、团伙罪行、容易利用关系网犯罪和逃脱惩罚的罪行（如集团职务犯罪），等等。
中国地大，仍有大量的偏远地带。如果实施流刑，这一点比那些人口密集的小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中国人口多，劳动价格相对也低。更加，看守不用太高的文化，如诸多退伍军人只要政治过关，完全可以胜任。
对于有关流刑“侵犯人权”的疑问，并不难解释：为保护讲理守法的公民和正常社会秩序，而有限限制无理破法的恶人，难道不是法制应该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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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背包客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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