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不自由的思想
俗话说“言为心声”，人的思想需要通过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肢体语言）来表达，从而达到与他人进行交流的目的。
因此，言论的不自由除了受外界因素的限制外，还会受到自身思想的限制。当然，自身思想的自由与否也往往与外界因素相关。
《狂人日记·十二》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这里“真的人”该如何理解？“真的人”即不“吃人的人”，是敢于对封建礼教说“不”的人。然而，要成为鲁迅笔下“真的人”，仅仅只要不吃人吗？不然，“真的人”还需要具备其他哪些素质？这还得取决于鲁迅所推崇的“精神界之战士”是怎样的人，因为在鲁迅眼里，“精神界之战士”无疑属于“真的人”。
前文已经介绍过，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到的“精神界之战士”如拜伦、裴多菲、普希金等人都是热爱自由的，而其热爱自由主要表现为思想的自由。他以英国为例，指出思想自由是当时西欧社会振兴的种子：
“英当十八世纪时，社会习于伪，宗教安于陋，其为文章亦摹故旧而事涂饰，不能闻真之心声。于是哲人洛克首出，力排政治宗教之积弊，唱思想言议之自由，转轮之兴，此其播种。而在文界，则有农人朋思生苏格阑，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音，不惧权威，不跽金帛，洒其热血，注诸韵言；然精神界之伟人，非遂即人群之骄子，轗轲流落，终以夭亡。而裴伦修黎继起，转战反抗，具如前陈。”
十八世纪的英国社会也还较为封闭，封建教皇势力大，社会积弊多，以致人们的思想不得自由，从而文章也“不能闻真之心声”。
面对万马齐喑的社会现状，英国哲学家洛克站了出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念，倡导思想和言论自由，并对拜伦、雪莱、普希金等人产生了影响，使他们也纷纷起来反抗，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而斗争。
在反抗封建势力，争取思想解放的过程中虽然有牺牲，但经过前仆后继的努力，最终使社会思潮发生了变革。
对比中国的社会情形，鲁迅不免感到失望，于是连续发问：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
当时的中国，别说“精神界之战士”，连文艺界都没有发出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有的只是“瞒和骗的文艺”，而且“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鲁迅这一连串的无疑而问，既是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失望，更是对昏睡中的国民的警醒。
作为启蒙者的鲁迅，“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其必备的素质，也是现代国民本应有的素质，因此在鲁迅的眼里，“真的人”还应该具有自由的思想。
然而现实却令他失望，于是不禁要问中国“精神界之战士安在”，因而借狂人之口说出“难见真的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而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封建礼教及封建宗法制的重重束缚下，要想有自由的思想的确不易。一旦有人要打破既定规则，经过独立思考而对现状产生怀疑，“他们”就会“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 ，然后将其“吃了”。
声明:本文原创，请勿盗用，侵权必究。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