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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2,3章
历史学以历史为研究对象，而历史是既往的，所以历史学只能去认识历史，不能实践历史。这样一来，历史学的特性就属于认识论问题，具有思想性特征。获得历史认识的发展或者飞跃，历史资料固然重要，认识主体的自由状态同样重要。刘先生写过文章，强调认识过程，除了认识对象不该有任何禁区。历史学的研究，可以根据认识对象产生各种史学，经济史、社会史，都不成问题。
思想性的历史概括，完成的是从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的过程。史学的工作可以分作多个阶段，而思想性的概括没有完成，那么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没有实现。
史料既是历史认识的来源，也是检验历史认识的标准，历史认识的结论如果经不起史料的检验，只能宣告失败。
史家必须观察现实，理清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脉络，从现实社会观察中获得灵感和启发，从而为更恰当的反思与批判提供动力。史家的时代性，更重要的是回应现实对历史提出的课题。
刘先生认为，“影射史学”是史学对政治的投降，是放弃了史学的特有价值。毕竟史学是一个独立学科，史学的本质与方法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没有史料根据的任何历史认识，都是打着史学幌子的骗子。历史学家对现实的回应，必须采取历史学的方法，否则就是政治学、社会学或者经济学等等，与史学无关。历史学家应该保持头脑清楚，对现实社会的观察要敏感灵动，只有这样才能担当起一个时代的史学使命。随着阶级的出现，神也有了分化。人间出现了最高的统治者。按照这个最高统治者的模样，也创造出了至高无上的神。这个至上神并不是完全重新创造的，而是从原始崇拜的诸神中蜕变出来的。这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正如阶级的形成一样，经过了很长的时间。阶级社会的神，虽然在许多方面保留了氏族时期神的形式，然而它的职能和本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殷人除崇拜上帝外，还盛行对方、社以及山川等自然的崇拜。方与社主要是祈年、祈雨的对象。在“社”之前又往往冠以地名，在“方”前则冠以方向，其间的区别姑且不论，大体可以断定，方与社乃是土地神，与农业最关紧要。
细加考察，上帝和祖先还有所不同，祷告之事，大凡通过先祖转请上帝保佑。
殷王先祖作为鬼王不仅要管理鬼间世界，更主要的是帮助在世的殷王巩固其对人世间的统治，它不仅直接命令活着的臣属俯首听命于殷王，不听则“先后丕降与汝罪疾”（《尚书·盘庚中》），而且还令臣属祖先的鬼魂教训其子孙听命于殷王。殷王对其祖先的崇拜与氏族社会的祖先崇拜有着质的不同。后者作为全体的共同祖先来加以崇拜，这是氏族的统一性的反映。殷王祖先崇拜完全是另一回事，乃是继承天下的反映。
殷代前期由于离氏族社会还不远，殷王个人专断还没有发展到高度，大臣伊尹放太甲，说明贵族势力还很大。盘庚迁殷时，殷王的权力已达到不可侵犯的地步。臣僚们反对迁都，他却扬言“我乃劓殄灭之”。到殷纣王时，任何人有违反他的言行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例如比干因进谏被剖心等。
见于卜辞的，有许多祭祀制度，我们都可称之为“礼”。从政治思想史角度，我们要考察的是有关“礼”的理论。可惜文献有缺，不能深论。礼与祭祀紧密相关，但在神权政治时期，它也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当时人们把礼器看得十分重要，微子降周便带着礼
关于“民”“众”的身份，人们议论纷纷。从《盘庚》篇看，范围所指较广，下属以及被统治者都包括在内。阶级的对立，不仅需要“分”，严格上下之别，而且还必须宣传上下利益的一致，“上”是为了“下”。
宗教是人类思维发达的标志之一，在前进的历史中又是愚昧的标志。“神”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崇高的，其实，人们越相信超己的外力，越易使人的本性走向畸形。崇拜神明，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对人的行为规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使人走向完善，但同时它又常常引导人们走向兽行。越是神化，就越有残暴的行为相伴行，为神而杀人，不仅是神的需要，而且在感情上甚至也是允许的，如人殉。因此，神化同兽化密不可分。正是率民事神的殷王兽性最多，用成十成百成千的人作祭祀品
周朝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封制和宗法制有机结合以拱卫周天子。这为政治与伦理合一提供了依据和现实
周以“小邦”打败“大邦”商，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现象，历史上称之为顺天应人的“革命”。正是这场“革命”培育出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鼻祖——周公。
天的意志从哪里得知呢？除了用卜筮外，还要看民情，以民情视天命。《康诰》中说：“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棐，辅。忱，信。大意为：上帝的畏严与诚心，从民情上可看到。民情是摆在眼前的，由此进一步引出民近而天远，不知民情就不要妄论天命。《大诰》说：“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造，遭也。哲，智也。迪，导也。康，安。格，格知，推究。大意为，如果还没有使民通情明白，引导民达到安康之境，怎么能说知天命
周公是位绝顶聪明的人物。有人说他根本不信上帝，这不敢苟同。但他的确是位宗教理论改革家。当时还没有抛弃上帝的历史条件，也不可能抛弃。周公的理论既保存了上帝，又解释了朝代的更替；既把上帝当作精神保护伞，又提出要面向现实，注重人事，从而满足了神、人两方面的
人类从来就存在两种生产，一是自身的生产，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两种生产都带来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生产越不发达，人的活动范围越小，血缘关系的作用就越大，家长制越强。尊祖思想就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
“德”在殷代已是一个政治概念。周公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把德当作政治思想的中轴。有了德，上可得天之助，下可得民之和。有天之佑，又得民之和，便能为王，历年而
周代殷虽说是一次改朝换代，但这种替代意义重大。王权的神秘性在替代中下降了。新起的最高统治者虽然竭力为自己披上神秘的外衣，但他们必须面向现实。严酷的事实使他们不能不重新思考，从而推动了认识的发展。周公的思想正是这种变动的产物。
周王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是谁给的？这涉及到权力合法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的事实与观念不是一回事。从历史看，周王的权力是通过武力获得的，但是在观念上，周王并不把事实与理论放在同一条线上，认为在事实的背后有一个更为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这就是王权神授。名号是尊卑贵贱在观念上的规定。名号问题极为繁杂，学界看法颇多分歧。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排列，虽然未必如后世所说的那么严格，但这些表明等级的名号是经由天子册命而后才能成立的。
把人作为政治中的主体，认为在自身中蕴藏着政治兴衰的原因，这就在实际上把神决定政治的观念排斥到一边了。而对天自然化的理解以及把天道作为客观必然性的范畴来使用，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天的神秘性的观念。这两种认识发展汇合成的合力促使神权政治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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