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瘦金体是宋徽宗本人性格反应。这种字体和他的性格一样,发育不良。瘦金体,就像一个成年人有正常的身高,但没有正常的体重。那些极度纤细、极度瘦弱,仿佛风一吹就能吹散的笔画,呈现的是瘦弱的病态美。
一
北宋时期的经济直线飙升,GDP一路狂奔。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整个华夏“造极于赵宋之世”。
北宋时期的中国,就是当时的超级大国,那些外国人都做着“大宋梦”,在他们眼里里,大宋国就是一辆加长限量版的劳斯莱斯。
老外虽然还在茹毛饮血,但还是努力向前飞奔。只是条件差一点,形象雷人一点,一般都是骑着哈雷摩托,戴着大金链子,满身纹身。
他们只敢跟在劳斯莱斯后面吃土,不敢超车,不敢靠近,挂了蹭了赔不起。
但总会有人想,这辆车为什么只有他姓赵的人开,我为什么就不能开?于是就砸碎车窗,和赵家抢夺方向盘,造成了大型翻车现场。
砸碎车窗的是金人。驾车的是文艺青年宋徽宗赵佶。
驾豪车是门技术活,还是需要老司机。不仅驾驶技术过硬,还要素质高,懂得行路礼仪,与周围同行的车辆搞好关系。
北宋经济能如此繁荣,就是与北方少数民族礼尚往来,和睦相处。宋真宗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换取一百多年的和平。在任何时期,和平是发展的基础。
但北宋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宋哲宗赵煦,根本不想好好开车,坐在驾驶室里总干一些不该干的事情,二十五岁就挂了。史书记载“***不禁,又多滑泄”,就是纵欲过度而死。
哲宗突然驾崩,让宋朝瞬间进入“无人驾驶”的状态。国不可一日无君,车不可一秒无司机。但哲宗没有儿子,只有在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里选一个。向太后看上了端王赵佶,虽由宠妃所生,但也算是名正言顺。
赵佶后来的悲剧命运在于,他根本没有做好当皇帝的准备,他在宫廷生活的十九年间,也没有当皇帝的打算。
赵佶在出生前一天,父亲宋神宗就梦见了唐后主李煜,于是后世就说他是李后主转世。两人都是亡国之君,都有艺术家的气质。但不同的是,李煜所在的南唐,就是一堆破铜烂铁,辉煌一时的大唐王朝奄奄一息。而赵佶所面对的是一辆高配置的豪车,北宋的繁荣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鼎盛。
天上掉馅饼,就只有接着呗。为什么向太后能看上赵佶,有两个原因,第一,有才。第二,长得帅。对,就是这么任性和草率。
向太后对满朝文武说:“来选端王当司机,哦,不,来当皇帝,大家赞同不?”
大家默不作声。向太后说:“沉默即默认。那好,我就……”
我反对!”有人喊道。此人是宰相章惇。
向太后问:“为什么反对?”
章惇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太后若听不懂,我再说通俗一点,就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向太后怒了,说:“来来来,你来,我选不出来,你来,你来啊,你来选啊。”
章惇一时语塞,因为也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了。只有皇子赵佖,虽然比赵佶更合礼法,但他是一个盲人。大宋帝国不能让一个瞎子当皇帝,开车时连路都看不见。
章惇妥协了。但章惇不愧是老臣,眼光毒辣,一语成谶。北宋的灭亡和他轻佻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赵佶之所以么能当上皇帝,只是因为他是“帝八代”,皇帝该干什么,该承担什么责任,他一无所知,因为一开始就没有把他当皇帝培养。有时候觉得古代选皇帝,比考驾照还草率。
赵佶虽不是向太后亲生,但本着对国家负责,对赵家负责,向太后还是垂帘听政,手把手教赵佶当皇帝。她虽然没当过皇帝,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她亲自把赵佶扶上车说:“记住,一踩二挂三灯四喇叭五放六抬。起步,走,对……”这辆豪华版的劳斯莱斯再次启程。已经是徽宗皇帝的赵佶兴奋不已,掌握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满满成就感。
其实,宋徽宗一开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昏君,有才华的人最起码饱读诗书,昏也昏不到哪儿去。但才华是一个广泛的词汇,书法、绘画、诗词只是才华的一种,它与治国理政无关,与驾驶技术无关。
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字写得不丑,文作得不差,书读的不少,人长得不丑,但科目二考了三次,科目三至今没过。
看着宋徽宗以三十迈的时速,驾驶着大宋帝国稳稳向前,向太后颇感欣慰。
宋徽宗在龙椅上一开始表现出的是一代明君的风度。如唯才是举、广开言路、贬谪奸佞。向太后认为自己没有看错人。但后来的一系列的骚操作,让人大跌眼镜。
除了他本人轻佻的性格之外,还有就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导航。若宋版劳斯莱斯的副驾上坐着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先生,或者是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魏徵先生,那么大宋和宋徽宗本人又是另一种命运了。
宋徽宗时期的“副驾”上坐过谁呢?
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后世称为“北宋六贼”。大家所熟悉高俅都排不上号。会踢球只是小儿科罢了,没资格坐副驾。
一般情况下,奸臣都是单练,一朝只有一个奸臣,就足够祸国殃民了。而宋徽宗时期,“北宋六贼”组团登场,成为历史上独特的奸臣组合。带领他们登上历史舞台表演的,正是宋徽宗本人。
二
宋徽宗用瘦金体书写的《千字文》就是赐给奸臣童贯的。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瘦金体是宋徽宗本人性格反应。在我眼中,这种字体和他的性格一样,发育不良。瘦金体,就像一个成年人有正常的身高,但没有正常的体重。那些极度纤细、极度瘦弱,仿佛风一吹就能吹散的笔画,呈现的是瘦弱的病态美。
学者蒋勋先生认为,瘦金体的笔法极为危险,违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敛与含蓄,每一笔都锋芒毕露,而“锋”与“芒”是汉字美学的禁忌,传统笔法讲究“藏锋”,锋芒毕露容易折断。
宋徽宗无论是写书法还是做皇帝,都极为任性、放纵。尤其是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完全不顾君臣之礼。臣子在他心中,并不是辅佐他治理天下,而是一群和他一样轻佻的玩伴。
他的一生只干了三件事情。一是痴迷艺术,二是吃喝玩乐,三是大兴土木。
后世提起宋徽宗,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字与画。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能让他比别的亡国之君高出一格。在他眼中大宋江山不是赵家统治下的黎民百姓,而是一幅巨型的《千里江山图》。
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梦是宋徽宗最宠爱的徒弟。十岁入宫,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画师。十八岁就创作出了名作《千里江山图》。
我一个艺术圈的朋友告诉我,当艺术家最重要的是学会混圈子。艺术圈接受你,你就是艺术家。一般某位艺术家办展览,来捧场的都是朋友。在开幕式上,台上发言的是艺术家,台下坐的也是艺术家,再加上几位艺术评论家。艺术其实与普通百姓没有多少关系。
赵佶还是端王的时候,就混迹于皇族艺术圈。最亲密的朋友是当朝驸马爷、神宗皇帝的妹夫王诜,和远房亲戚赵令穰。
王诜这个人除了精通琴棋书画外,没什么优点。最大的喜好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就算娶了当朝公主,私生活依旧混乱。他与苏轼、黄庭坚、米芾、苏辙、文同、秦观等人都是朋友。苏轼曾想自费出一本诗集,但拿不出钱来,王诜就自己掏腰包资助。苏轼后来因“乌台诗案”下狱,王诜受到牵连,幸亏公主求情,才得以幸免。
赵佶在这个姑父身上并没有学到好,反而学会了风流韵事。更重要的是王诜给赵佶介绍了球技高超的高俅。高俅原本只是苏轼的一个伴读书童,一来二去就混进了皇族。
赵令穰不仅是书画家,更是一位书画收藏家。赵佶经常去他府内欣赏画作,切磋画艺。可以说他是赵佶绘画之路上的入门老师。
赵佶的成长环境,并不具备让他成长为一位政治家的土壤。翻遍宋史,无法找到一位有雄才大略的赵氏子弟。这一时期的赵氏子弟,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享受生活。
或许有人会为宋徽宗辩护说,在他统治时期推进了我国最早的养老机构、福利事业、教育普及等。但这不是他的能力的体现,而是因为赵氏家底厚。只要有钱谁都能做。这就相当于一个富二代,拿着家里的钱接济穷人一样。
三
宋徽宗虽然在治国上极其草率,但对于宫廷的艺术事业却一丝不苟。他所创办的宣和画院,是中国最早的艺术院校,开创了中国美术艺考的先河。
他选择身边大臣的标准不是看有没有辅佐之才,而是看艺术才能。他任用奸臣蔡京,就是因为其超高的书法造诣。蔡京的书法造诣之高,就连大书法家米芾都自愧不如。
蔡京一生也经历了宦海沉浮,四次出任宰相,任期长达十七年之久。此人在政治上只有两招,就是投其所好,见风使舵。投其所好用于宋徽宗,见风使舵用于朝中大臣。
他曾对宋徽宗说过这样的话,做人嘛,最重要的是开心,把自己搞那么累,何必呢?
蔡京在北宋政坛的崛起,最先依靠的一代名相司马光。你会问,司马光怎么会提携奸臣蔡京呢?这就是蔡京见风使舵的本事。
还得追述到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变法”,以王安石领衔的改革派与司马光领衔的保守派一直斗得不可开交。一开始只是国事之争,对事不对人,到了宋徽宗时期就彻底变成了新旧党之间的互咬,对人不对事。
不过有一说一,蔡京的确是一个有大才的人。二十四就金榜题名,与弟弟蔡卞同为皇帝起草诏书,风光程度不亚于当年的苏轼、苏辙兄弟。改革派领袖王安石和保守派领袖司马光都称赞过蔡京的才华。
蔡京就在两派之间周旋。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得到了神宗皇帝的支持,改革派势头正猛之时,蔡京攀附王安石,深得信赖。蔡京本人并不一定从内心支持变法,而是看到了皇帝改革的决心。
当保守派势起,蔡京有投奔在司马光门下。司马光雷厉风行废除新法,恢复旧法。在蔡京的管辖区内效率最高。司马光称赞他说,如果人人都像蔡京一样能干,还有什么做不成的?
虽然得到司马光本人的称赞。但保守派的其他人却看不惯,这人不就是一个两面派吗?哦,昨天我们失势时,一张冷脸,今天我们得势了,又是一张笑脸。那我们明天再失势了,岂不又是另一副嘴脸吗?
司马光也不想犯众怒,找了个理由先让蔡京出京城避避风头。
多说一句,苏东坡也是“两面派”,但他的做法恰恰相反,是谁失势倒向谁。当时神宗皇帝支持变法的时候,他支持保守派,因为他看到了改革的弊端,因此被流放。后来哲宗皇帝废除变法,他又倒向改革派,因为他不赞同完全废除改革措施,因为他也看到了变法带来的好处,因此他又被流放。这就是君子之风。
到了宋徽宗时期,改革派势起,蔡京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改革派。此时的新旧党之争,已经变成了极端的政治迫害。
新旧党的领袖司马光与王安石已经去世,他们虽然在朝堂上刀光剑影,但心理却佩服对方的人格。王安石得势的时候,曾评价司马光“司马君实,君子人也。”。而司马光得势时,曾说王安石是“卿等皆君子也!”
司马光与王安石掐了一辈子,但并没有在对方倒霉时落井下石。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
蔡京就不同了。才不管你是不是君子,只要皇帝不喜欢你我就整死你。在宋徽宗的指示下,蔡京对旧党的打压非常严厉。下诏书说,旧党的子弟永远不能做官,不能擅自进京,不能与皇族通婚,烧毁所有旧党人的画像。
这还不算,还要写“大字报”批判,让旧党人遗臭万年。这份大字报就是《元祐党籍碑》。蔡京一共列了三百余人的名单,包括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人。这份名单中有的并非旧党,只是蔡京的政敌,也被列入其中。
宋徽宗用他那精致且畸形的瘦金体亲自撰写碑文。并且下令每州各立一块。至于这份名单中,有多少人真的是旧党,有多少人是被蔡京所诬陷的,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并不在乎。他所在乎的是石碑上的文字怎么写才漂亮。
关于《元祐党籍碑》还有一则令人感动的小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当时的两个普通百姓。
话说宋徽宗写好本文后,要找民间石匠刻碑文。
在九江,一个叫李仲宁的石匠被九江太守叫去刻碑。当他听说所刻的内容是旧党名单,马上拒绝了。他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学点石刻手艺养家糊口。平常接的大活儿,都是刻苏轼、黄庭坚的诗文。我看到名单上有他们的名字,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些大诗人,但是我不能忘恩负义啊!太守听了很感动,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石匠尽能如此重情重义。称赞李仲宁说,很多朝中大员都不如你啊!
后来这件事被蔡京知道了,将李仲民下狱,迫害致死。
另一位是长安石匠常安民,他也被叫去刻碑文,也拒绝了。他说,我不懂得什么党争,但这份名单中,如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都是正直的君子,我不忍心将他们刻在碑上被人唾骂。当地官员就把他抓起来威胁、恐吓。常安民只是一介百姓,最后答应刻碑,但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名字署在碑上,否则会让万世唾骂,子孙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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