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把上帝和魔鬼的斗争诠释为每个人之内的一场斗争，他在历史层面上也看到了同样的斗争：上帝之城（civitas Dei）和尘世之城（civitas terrena）之间的对立。就好像每个个体生活都是拯救和原罪之间的斗争一样，历史也是一场良善国家和邪恶国家之间的斗争。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的学说并不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而得到明确界定的，这首先是因为奥古斯丁进行的是神学思考而不是政治思考。他所描述的两个“国度”之间的这种斗争，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神圣“国度”，而帝国则代表了尘世“国度”，一个强大的尘世国家对于控制人类罪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只要善和恶之间的历史冲突持续着。
这种尘世国度把人看作本性是社会存在，把国家看作是为了完善生活的伦理教育者的观点。柏拉图追求的是理想，奥古斯丁则要对付有关控制恶的大量问题。
对奥古斯丁来说，在政治和道德/宗教之间、君主（政治家）和教士之间，是不存在截然区别的：政治具有直接的道德功能。它是一种控制道德之恶的权威手段，他们的权威并不是来自人民的。这样一种国家的统治者是上帝的人，公民有义务服从这些统治者，就像服从上帝一样。
但是一种邪恶的国家如何能纠正人当中的邪恶呢？良善国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教会作为一个组织对于灵魂的拯救是必要的，其途径既是对灵魂的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也是对尘世国度及其纠正性措施的密切监督。整个这个观点在以后一些时代成为一种核心教义：教会对于拯救是必不可少的。这时候的帝国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也就是说，它的全部成员都同时臣服于皇帝和教皇。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认识论问题的领域拓宽了：除了早先有关我们能够认识什么的那些问题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关于我们可以在宗教的意义上信仰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之间关系、基督教启示和希腊思想之间关系的问题，是基督教神学的出发点。
有些基督徒认为《圣经》信仰和希腊思想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基督徒因此不应该借助于哲学和理性来为基督教信仰进行辩护和理解。德尔图良是这种对哲学的不恭态度的代表。“因其荒谬我才信仰”这个说法表达了他的观点。
那就是说，信仰是独立于理性的。如果理性要主张信仰是无意义的，那个主张因此就将是与信仰无关的。这代表了宗教（基督教）信仰和世俗智慧之间关系的一种极端立场。
另一种立场是要开拓信仰和理性的某种共同领域。
早期神学家当中这种立场的通常表达是这样一个观点：信仰具有认识论意义上的“道路权”：如果在信仰和思想之间产生了冲突，信仰就是正确的。这是从奥古斯丁到托马斯·阿奎那的多数基督教神学家的基本立场。但在这以后仍然会有一种观点认为，信仰的优先性是指只有借助于信仰，思想才有可能：“为了理解我才信仰”。这意味着若没有启示和信仰的话，人们就会对生活的本质方面茫然不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信仰诚然是具有优先性的，但信仰和理性是独立的，并且拥有平等的地位。它们具有一些独一无二的方面，也有一些共同的方面，但是在它们共同的领域里，信仰和理性之间存在着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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