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  行

我19岁那年，第一次出远门，到省城昆明去看看。在高速路修通的今天，一百多千米路，打个瞌睡就到了。可那时，早晨七点，一张大卡车开来，提几个草墩在货箱里，换上干净的衣裳裤子，黄帆布包里装着盥洗用品，坐上车就出发。

开车的师傅是个退伍军人，满脸胡渣，在部队上是汽车兵。那时的驾驶员，少之又少，稀奇得很。大家坐在车上，剩下事情就是师傅的了。

从圭山方向插过去，出泸西境，车到石林，经过宜良，走的全是山间公路。路面没有铺柏油，全是砂子。橡胶轮胎碾轧过去，砂子飞起来，一路都是哒哒的声音。坐在这狭窄的空间里，人挨人，人挤人。刚坐上车的时候，得去旅游，人人兴奋，呜哩哇啦，大声说话和笑。路面高高低低，车厢摇过来摆过去。逐渐逐渐，大家被摇摆得昏昏欲睡，真的睡过去了。有的女老师睡在男老师膝盖上，有的男老师睡靠在女老师身上。情况特殊，有什么好说的。这是出远门，不比在家里。

路上没有吃饭的地方，各人带着干粮。一小袋炒包谷，或是炒蚕豆，只有一个老师带着炒黄豆，那已经是很高级的了。军用水壶每个人都有，灌满水背着。肚子饿了，吃把干粮喝点水，反正早餐已经在家吃过。路途上吃个午餐，忍耐忍耐，车到昆明，晚餐馆子里买吃。

汽车像蜗牛一样，慢悠悠在山路上爬行。两边的松树，刺棵子不断往后退去。师傅开车累了，找个地点停下来，休息一会。大家下车来，找个僻静处方便方便。那时的公路上，跑的车很少，开出老远，见不到一张车。哪里像今天，一张又一张的车超过你。晚五点，车载着我们到达昆明东站。你猜，这么一段路开了多长时间？足足开了10个小时。

去那日，天下小雨，一路不觉得灰大。等到回来，糟糕了，车轮轧到哪里，黄灰跟着飞到哪里。车厢又不是封闭的，上面和左右有布篷遮盖着，后面却是敞开的。黄灰从车尾腾起来，灌进车厢，呛人啊。拿来毛巾，把嘴巴鼻孔捂起来。灰尘不是呼吸不到，而是呼吸到的少了，在忍受范围内。身上脸上头发上，顾不得了，黄灰，你要咋整就咋整。

漫漫长途，终于走过。等到下车回家，一个二个，像从黄灰堆里钻出来那样。除了眼球是黑的，头发变成黄的，脸变成黄的，衣裳变成黄的，全覆上一层厚厚的黄灰。这样的出行，哪说得上享受，简直是受罪。

上世纪80年代，我到州府所在地个旧出席红河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代表大会。从泸西到个旧要过弥勒、至开元、出鸡街，两百多千米路。我儿子在元阳教书的时候，到个旧，开车走高速，两个小时到家。可那时我是搭客车下去，当然这次比第一次乘卡车好多了。车上有软皮座位，一人一座，还有靠背。车虽然行的是砂子路，灰尘照样有，但由于车厢封闭得好，衣裳上没落多少灰。透过玻璃，还可以看到沿途景色。

虽然是去开会，也可顺便观光。个旧方向，我从来没走过。红土高原的山地里种着包谷，一坡一坡，一山一山，一凹一凹，仿佛北方的青纱帐。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全国人民才从“文革”动乱里走出来。山上的植被有些保护得好，有些被破坏了。河水倒是清澈，并不浑浊。接近个旧城市的时候，看到一些菜畦，里面种着黄瓜，茄子，大红辣椒。这一趟旅程，从早到晚，车行了整整一天。到达的时候，打前站的李老师捧着本书，在车站迎接我们。道完辛苦问候，他带我们到州政府招待所吃晚餐。

城市繁荣，农村富裕，交通工具是首先要解决问题。二十多年前，我进城办事，经常乘坐的是港田车和“马班车”。港田车，一听名字就知道是外来的，三轮，有个雨棚，师傅坐在前面，能拉两个顾客。从我们家到县城，三千米路，往返一趟约需五元钱。马班车是由小马车改成的，在车厢里加了左右两排座位，铺设海绵垫子，用塑料片做个雨棚在上面。一匹马，脖子里挂串响铃，车把式赶着马车。最先的时候，进城一趟，来回收一元钱。单程五角，很便宜。后来涨价，单程一元。村里人喜欢坐马班车，不仅因为便宜，还因为隔壁邻居坐在一处，可以大聊特聊，海吹胡吹。集市上买了袋土豆，马班车会帮你送到门上去。后来，刘老板成立公交公司，固定时间，固定客车来往，收费也就一元钱。港田车被挤垮，马班车也被挤垮了。

2000年，小学校长培训结束，学校组织我们到北京、上海、苏杭一带去看看。从昆明乘坐晚班飞机飞北京。那个时候，30几个小学校长，只有一个有得起手机。一登机，空姐就要求关闭。坐在飞机上，新奇好奇，从舷窗里往下看，万里河山已经缩小，像幅地图那样，仅只是些不同的色块和线条。飞机爬升的时候，发出咯噔的响声。有些乘客害怕，我却觉得，既然坐上飞机，已把一切交给了驾驶员，交给了老天，随它去吧，惊慌也不能解决问题。

2017年，我坐高铁到常州开会，儿子陪我去。他开了车，父子俩来到呈贡，把车泊在场上。早七点搭乘高铁出发，这是现代化交通工具，坐在椅子上，很舒适的。服务员推着车来卖水，小超市里一瓶矿泉水卖两元，高铁上却是10元，翻五个倍。吃餐饭，简单的30元，上点档次的70元。贵饭贵菜卖给乘客吃。嫌贵，买桶方便面带着，开水一泡，四五元钱就吃一餐，这就不贵了。高铁经过40多个站，夜里九点，热雨纷纷中，我们到达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