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之道，贵自得之，欲求自得，则必有悟入之处。而悟入之处，恒在单词只义，人所不经意处，此则因人会心之不同，实不能由他处得之，亦不能由己喻人矣。
凡学问至高深处，皆求一个悟字，不能明心见性者，虽博览群经、尽阅天下书籍，亦不能得一道以贯之。学至深处，能悟得道者，则念头通达、世间再无难处；不得其门而入者，返之则与常人众，进之则狂癫疯魔、身陷泥沼而不自知。
我国此前之种种学问，讲求悟字的寥寥，至佛学东入中国，吾国之学术渐受其影响，治学之人亦求一悟，这在宋明理学中最为明显，然其痕迹，在此前所说的魏晋玄学所谓“重道而遗迹”中，亦可窥见一斑。佛学对理学之影响甚深，此乃后话，今天我们先来说说佛学。
第二章的时候说过佛学自魏晋传入中国，起于南北朝而极于盛唐。佛有学术、宗教两方面，宗教暂且不去说它，这里只谈学术。佛学分大小二乘，这是众所周知的，然其由来，却需要说道一番了。
世界各国古代之学问皆起源于人对世界及自身的探索，即宇宙观及人生观，而哲学作为解释一切现象之学，亦必是诞生最早的人类之学。此前说过哲学之演进必然遵循一些规律，哲学之初始，必然是分宇宙之全体为若干事物，并在诸多事物之间找寻、确立一系列因果关系（譬如世界各国造物主之传说，皆有成因予万物之由来）；哲学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则是认识论上的突破，世间之物无所谓有无，常人所认为的有无，不过是人能认识与否；更进一步，则是对宇宙规律的认识，即老子所说的“道”，世界之运行是有其自然规律的，人应当随顺自然。
而佛教则是将随顺自然之理发挥的最为切至的，这跟佛教诞生的背景及其教义有关，此处按下，容后再说。言归正传，现在我们知道哲学是很古老的，在古代印度（约为我国先秦时期）同样具有很多哲学学派，古印度哲学之发达，在于其环境优势，印度的气候、地理条件适宜人类生存，加之其内部环境的稳定，人民之基本生活需求容易实现，故当时之人更注意如何解决心之烦扰。这样诞生的哲学辄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不同的派别自然有不同的见地，各种学说愈多则愈令人无所适从，在当时的印度，各教派之间的辩论争吵随处可见。这样的情况直到佛的出现才渐渐好转。
一般意义上的佛即指释迦牟尼佛，这也是小乘的佛。佛成佛后从不做无意义的辩论，只是向其信众传授切实可行的真理及办法，某种意义上解除了迷茫之人的痛苦，这使得佛的信众愈来愈多，所以《原始佛教概论》中说“佛非究竟真理之发见者，而为时代之圣者”，此言中的。那么所谓大小二乘是怎么来的呢？
在佛的时代，文字应用不广，更何况佛的信众多是普通平民，于是佛的言论及所传佛法在释迦牟尼在世时是没有记录的。佛入灭后，诸弟子相会，各自言说昔日所闻于佛之法，将众人都同意的部分或者能够作为佛法一并传播的部分记录下来，汇编成结集，这就是诸多佛经的由来，也是为什么佛经的开头都有“如是我闻”四字之所在。
不过环境总是变化的，佛灭后佛教的传播也越来越广，难免与其他宗教、哲学有所接触，历时越久，则佛教自身产生的变化也会越大。而佛的弟子分为上座、大众两部，二者身份、地位、所学皆有差别，这导致了佛灭百年后两部的分裂。分裂后小乘佛教兴起，小乘出自上座部，上座部众皆是学识较为高深者，其说更近于佛的时代，于是其佛学变化较少，慢慢就延续保存了下来。而大乘佛教乃是佛灭后五六百年才兴起，又因其出自大众部，其中变化则较多，其学与佛的时代辄相距较远，然却更适应时代的变化。其后玄奘西行所求者亦是大乘佛法了。
这是前话，《国学是什么》这个系列目的在于厘清我国以往学术的发展及变迁，而佛学作为第一种外来学问，又对我国后来的学术影响颇大，到这里就不得不多说一些背景知识，以使之后的内容通畅。下一篇我们就好好说一下佛学，说一下佛都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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