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娘家黑亮厚重的大门是巷子里最耀眼威风的。
迈进大门，迎面的影壁墙上，深红色“福”字饱满、沉稳、自信。
院子很大，五间正房，两间东厢房。
与众不同的是，一排南厢房不逊于正房。
在院子的西南角，是一个茅厕。
姥娘是倒腾粮食的买卖人。这南厢房里储存着收购来的大量粮食。
姥娘大高个，身板硬朗得像个男人，四方脸，棱角分明。
姥娘是个狠人，话不多，但一说出话来没人敢与她争辩。
有一年，姥爷没经过姥娘的同意，借给他外甥200块钱。姥娘知道后，折磨姥爷一天一夜，不让睡觉，不让喝水、吃饭，逼着姥爷赶着马车，哭着跑到三十里外的外甥家，要回了那200块钱。
从那以后，家里屋外，姥爷都像矮人半截，家里来戚，外面应酬，姥爷都躲得远远的。
改革开放之初，姥娘抢先一步，干起了倒腾粮食的买卖，由于善于经营，攒下了厚实的家业。
姥娘有四个儿女。
大舅帮助姥娘在家做买卖，小舅在省城工作。
我大姨因为没有念过多少书，加上相貌奇丑——一只斜眼，眼下有一个玉米粒大的黑痦子。姥娘托人说媒，嫁给了邻村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我母亲读了大学，毕业后，经小舅介绍，嫁给了省里一位厅长的儿子。
那年，我母亲和我大姨都怀孕了。
刚入冬，我母亲挺着大肚子坐车回娘家了。
她孕吐严重，从怀孕就一直吐，现在，就想吃我姥娘烙的葱花油饼，还想睡睡热乎乎的炕头。
大姨听说后，也让丈夫赶着马车来到姥娘家。姊妹久别重逢，加上预产期相差不多，两人开心地聊着话。
第二天早晨，日上三竿，我母亲还赖在热炕上。
这时，院子里零乱地堆放着一袋袋玉米，大舅和姥爷正在往马车上搬玉米，准备卖往粮店。姥娘说，每年的11月底是玉米价格最高的时候。
一会儿，母亲迷迷糊糊地起来，趿拉着鞋，准备上茅厕。
刚走到马车旁，马打了一个响鼻，母亲吓了一跳，往旁边一闪，踩上了地上散落的一堆玉米粒，脚下一滑，重重地栽了下去，肚子正好杠到放在地上的夹板上。
母亲趴在地上，“嗷嗷”地叫，一时爬不起来。姥娘冲了过来，大姨用手扶着她的大肚子，也艰难地走了过来。
母亲被扶起来了，脸色煞白，肚子疼得她不住地呻吟，厚厚的棉裤很快就被染红了。
姥娘犹豫了片刻，大声吩咐姥爷：“把车上的粮食扛下来，把炕上的被子都抱过来！”
转身，她又放低嗓音对大舅说：“去邻居老三家借一辆马车，就说你两个妹妹都要临盆了。”
20天以后，我母亲抱着我，从医院出来，坐着轿车回了省城。
她的公公，那位厅长，因为添了大胖孙子，高兴地对我母亲说：“你是我们家的功臣啊，为我们家传宗接代，续了香火，以后，你娘家有什么事，尽管开口。”
我大姨，头上绑着红布，坐在她老实丈夫的马车上，哭丧着那张丑脸，一声不吭，回家了。
听说，他们的孩子，胎死腹中，引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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