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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与徐继畲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同治中兴”期间，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名臣更是把科技现代化搞得有声有色。
甲午海战开战之前，北洋舰队海军士兵们意气风发、群情激昂，他们投戎从军，加入了全中国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军队，保家卫国成为大清海上的钢铁防线。
可是北洋舰队高级将领都心有戚戚焉，他们太清楚腐烂朝野之下的北洋海军面临多严峻的现实，所以他们下定必死之决心，要以身殉国。
一场中日甲午战争，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
1895年2月，北洋舰队几艘残舰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海军提督丁汝昌与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预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
“丁提督你久经沙场、英明神武，你一定知道北洋舰队战败的真正原因吧？我们日本三十年前怎么样丁提督也应该很了解，但是我们励精图治，改换新政，现在的日本早就不是当初的日本。而大清呢？大清如果还是和现在一样的政治制度，大清必败，北洋必败！”
收到这封劝降书，十天之后，丁汝昌就自杀了。
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 。
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 （1894 —1898 ）之间 ，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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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戊戌变法，必须讲到两个重要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
康有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康有为本人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饱读诗书，下笔成篇，熟知朝政时事。
但是这么一个神童，考秀才考了三次才中，考举人六考六败。没想到时来运转，中举两年后，连科及第，中了进士。所以这科举制度好像确实不靠谱啊。
其实科举制度也是有其套路所在的。秀才、举人的考试主要是看文采和考试技巧，康同学确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考前总不看考试宝典，不好好押题，有学问无文采，所以怎么都考不上。
到了会试，需要学问和真知灼见，所以康同学一举拿下，雀屏中选。
康有为在科举失利的那些年，师从大儒，熟读诗书，精专儒佛道学，加上从南到北赶考求学，见多识广。
日子久了，老康颇具盛名，远近学子都慕名拜访。这之中有个学生叫梁启超。
梁启超是12岁“进学”，17岁中举的小神童。有一天梁举人和康秀才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学识渊博但是被科举调戏得有点儿惨的康有为愤怒地指出，现在学的这些没用的玩意儿简直是垃圾。
梁神童虽然科举学霸一路开挂，但是还是觉得老康说得有道理，于是就尽弃所学，去向康秀才从头学起了。
康秀才一看梁举人都投到自己门下，那必须正式挂牌讲学啊！这就是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康梁变法理论的温床，也是戊戌变法的干部养成所。
康有为当时在万木草堂中，向梁启超等学生所讲的学问，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西学”和 “中学”。
康有为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但是康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
所以康有为关于“西学”的认知其实非常有限，但是很多知识已经是当时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了。
“中学”方面，康氏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今文学自东汉以后，2000年来都是假的，直到今天才有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所以康有为是清末民初也就是现代今文学的宗师，这就是他的江湖地位，也是他的骄傲甚至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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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被科举虐得不轻，老康越想越觉得这些官场制度科举取士统统都没有道理，再加上他在香港、天津等租界的见闻，增强了他要改革开放的信心，于是老康投书向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讨论国事。
不知道是权贵“爱才”、“礼贤下士”的追求，还是风水布局星座运势不错，康有为在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翁同龢，“父子宰相 ，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之后，“状元及第”，名副其实的学霸学神，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当朝宰相，与李鸿章平分朝政。
抱上这样一条大腿，康有为的名声也越来越响，胆子越来越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向皇上上书。
给皇帝上书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谁知道会不会触犯龙颜？所以翁同龢也没敢递交，但是这篇借“天有异象”劝皇上变法维新的大字报依然轰动朝野，康有为水涨船高名气也越来越大。
甲午战争，王师溃败，噩耗频传，1895年《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时值新科进士等待发榜之时，数千举人群情激愤，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 “万言书 ”三章，呼吁 “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名垂史册的“公车上书”。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那就更不成了，所以“公车上书”很快就偃旗息鼓，考中进士的沉浸于金榜题名，没考中的要嘛复读要嘛找工作，大清国的地还是照割，款也照赔。
可是举人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其中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体，应该是由康、梁领导的强学会了。
强学会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朝野上下对强学会都青眼有加，几乎整个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和政治力量都支持强学会。
可是康有为锋芒太露、气势嚣张，自恃才高，四处树敌，其猖狂态度不仅得罪了当时中国最有权有势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张之洞，连翁同龢都直言“康祖诒狂甚”。这样的情况下，强学会可想而知，被迫解散，失败了。
就戊戌变法来说，康、梁不过是高级顾问，真正主人公是清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载湉是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的胞侄、同治皇帝载淳的堂弟、醇亲王和慈禧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的亲姨妈。
载湉四岁即位，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做“亡国之君”。
光绪皇帝亲政之后，军机大权实际上依然握在慈禧手中。面对日本的狼子野心和挑衅滋事，深谙大清实力和外交的李鸿章和恭亲王主和，而亲政未几而求胜心切的青年皇帝光绪，在状元老师翁同龢的怂恿下，一力主战。
慈禧“恐洋”不“恐日”，觉得日本居然敢叫板？这是缺教训了吧？打！结果甲午一战，全军尽殁。
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50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帝后两派各趋极端，朝廷走向两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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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向慈禧申诉他不能做亡国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早就不想光绪继续在位的慈禧对此不屑一顾，西太后的对策是不动声色地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
康梁变法，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就向皇帝建议表面上保留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
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厘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戊戌变法前后103天，光绪帝去了12次颐和园，这位年轻皇帝苦心孤诣恳求的改革，太后不同意，致其每遭训斥，尽人皆知。
新政最大的问题在于急于求成，同时施行和步骤有它本身的困难，很多条款一厢情愿，高高在上，完全不接地气。
与此同时，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在慈禧太后的严密监视之下。翁同龢被罢官和赶出政治圈，整个京津和华北地区全是慈禧的人，光绪除掉少数扈从太监之外，安全措施都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无所有。
这时恭亲王已死，干涉无人。太后脸色一变，振振有辞，训斥新政“天下共愤”，光绪感觉到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着保位保命，密诏康有为及四章京“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康有为在英国人帮助下，逃离京畿。
维新派寄希望于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袁世凯看起来是个新派人物，实际上他与太后的心腹荣禄勾结得很紧。
审时度势权衡再三，两天后袁世凯回到天津，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结局大家估计也都知道：慈禧自园还宫，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
这就是“戊戌政变”。
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在北京菜市口被杀。
谭嗣同，本来有逃走的机会，但是谭嗣同对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豪杰御史杨深秀守正不阿、轻生重义。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
戊戌六君子，是理想主义的书生，从结局看，他们都失败了。但是他们都是英雄，因为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信念是否坚定。
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朝中无人，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完全掌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一群老朽昏庸、顽劣无知的自私官僚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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