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外公纳妾
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婆嫁到周家有十个年头了，糟糕的是外婆一直没有怀孕，这可是大事。外公的母亲一直嘀咕着要为外公讨小老婆，外公是极不情愿的，但外婆心里知道，这不是外公说着就算数的，估计这事是迟早而已。
直到有一天，外婆在杭州念书的几个姑娘（外公的妹妹）邀外婆去杭州玩几天，外婆应邀而去，到了杭州心里想想有点蹊跷，于是提早了两天回来了。
外婆那天在临安下车后，先去了小巷弄自己家里，当时家里有备用的轿子，外婆坐上轿子时回显岭脚时，天已有点微暗。当轿子路过一个巷子的时候，对面刚好抬过来一顶轿子，这轿子前面挂着一对有喜字的红灯笼，那四个轿夫看到外婆的轿子过去，突然放下那顶轿子就逃走了，剩下那顶轿子孤零零在放在路中央。外婆心里顿时明白了几分，她即刻吩咐自己的轿夫绕道而行，不要停下来。到了婆家，太婆见外婆回来惊了一下，忙迎上来莫名其妙解释说：“他出去几天就回来的"。因为外婆从小喜欢吃馄饨，太婆立刻吩咐下人为外婆做上一碗馄饨，外婆心里登时猜实外公纳妾了。
第二天一大早外公回来了，奔进了外婆的房间，把几个外婆身边的佣人都叫了进来，并指着一个跑腿男孩，喊道："谁乱说？谁乱说？是你乱说的吗？"外婆看到这个情形，忙从房间里出来说："谁都没说过，是我碰到的，我自己猜到的"；外公听到这句话后呆了一下，随即让大家都出去。这时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外公一再解释是他父母安排的，他一点都不喜欢的，他保证今后也不理她，外婆听他这样说那样说，也没回应他什么。后来外婆晚年时和我说："当时自己的心里只是觉得现在娘家败了，弟弟们都不知去了哪里？家里的资产也被公公收去了，你外公也有了小老婆了，心里觉得非常的凄凉"。
一月后，外公的小老婆就接了进来，原来他们是怕外婆闹，先安排在外面结了，想等生米煮成熟饭后再接进家来。这个小老婆不是富裕人家的女儿，要比外公小10岁，中等个子，相貌虽没有外婆这样出众，有气质，但是身材苗条，皮肤白净，穿上旗袍也是风采照人。她对外婆和外太婆都十分恭谨，每天早上来问好，也从不多事，只是每次见到外公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外婆看她十分老实，也从未为难过她。外公除了新婚几天和她呆在一起外，平时也不怎么搭理她，他只是继续粘在我外婆身边，陪着外婆继续到处玩，到处做旗袍、买旗袍。
这样的日子一直到1947年初 ，外婆结婚整整12年了，奇怪的是外公娶了小老婆，也一直没让她怀孕，家里长辈们奇怪了，也急了，想计划着为外公娶第二个小老婆，这时我30岁的外婆却怀孕了 。于是我妈妈在1947年出生在杭州的一家外国人开的同济医院里，外公大喜，为了讨好我外婆，表达只要是你生的，生女也金贵，外婆在同济医院住满双满月后，那天外公叫了两辆乌龟轿车，把外婆和我妈妈从杭州接回临安，并那天在家里置办了隆重的酒席庆祝。
到了1948年下半年外婆再次怀孕，于1949年生下了我姨妈，外公的小老婆则一直到全国解放后被遣回都没有怀孕。
第八节 周家掩护共产党
当时民国也是一个新的社会。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算起，到1949年国民政府转去台湾，前后也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期间一下子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开创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和体制，其改革的力度和转折点是空前绝后的。
后又经历复辟、北伐、割据、内战等等磨难，特别是日本在1937年开始大规模入侵后，中华大地视野所及，满目疮痍，中华民族陷入了一种国家弱、社稷穷、水平低，百姓苦的状态。
但是在这三十几年中，开创和推动民国社会精神的先驱者，竟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和学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少年崛起，青年奋起。从辛亥革命的留学生同盟会开始，到后来的一场场“反帝，反割据，反丧权辱国、反分裂，反腐败，反内战、坚决抗日”的革命运动，一腔腔的爱国热血和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在每场爱国运动里活跃和融化，支撑着这个国家的脊梁。
当时青年学生的信念就是救国，救这个处于危难的国家，救这个正在遭受列强欺凌的国家。为了监督政府，为了唤醒民众，那时学校里爱国学生会遍地都是，全国响应，一批批的青年学生以身作则，冲在了时代危险的最前沿。
外婆说：“那时候学校里的一些学生会，都有革命倾向，一些家长都因为害怕自己的孩子也参加这些组织，所以特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好多家长都把在校的孩子抓回了家”。
我太公（周信夫）有八个孩子，个个都先后在杭州念书，他规定男孩念到大学毕业，女孩念到嫁人为止。后面几个孩子读书的时候，正是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所以后面几个孩子，太公、太婆也根本管不住了，他们反对包办婚姻，反对陈旧腐朽，和老一辈的思想也渐渐远了。每次读书回家，就把一拨一拨的进步新闻和激情昂扬的革命思想带了回来，她们不仅自由恋爱，参加学生会，也偷偷地在学校里加入了地下的革命组织。
尽管太公周信夫有时也觉得新的思想也有几分道理，但是两代人要沟通也是非常困难，作为父母的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儿女离危险越远越好。于是每次有孩子回家，总是再而三的对儿女唠叨，好好读书，危险的事情不许去做！不许去做……
后来有的孩子在杭州工作了，仍我行我素，放假之时，也经常带同学、朋友回来玩，或者小住。有佣人发觉，带回来的这些人经常会关起房门来说话，好像是在开会似的。时间久了，家里也有了传言，说这些来的人都是革命分子。这个消息传到太公周信夫耳朵里，他立即把女儿叫到跟前训斥一番，随即吩咐大家说：“都是小孩子，关心一下国家大事是应该的，不要听得风就是雨，这不是闹着玩的，要被杀头的，以后谁嚼舌根就打谁的嘴巴，没有的事大家都不许乱说”。
从这以后大家也见怪不怪，既然来的都是周家的亲戚、朋友，也慢慢不说了。但是外婆说她心里知道，他们那个组织一直都在，有事都会到这乡下来躲避一阵，一是这地方是乡下离杭州城远，第二是在这里你太公当地国民政府关系好，一般没有确凿证据，吃不消来此地抓人，外婆回忆说：“那个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相片的，凭一个想象的画像，也是抓不住人的，临安的杀人犯逃到余杭就没事了，根本就抓不到人的。”
到后来有一次，外婆记得她们又带来了20多人，在周家一直住了一个半月才走，太公周信夫每天大鱼大肉的款待，后来外婆才知道：“这批人都是来自于杭州一个叫“诚信书店”的人，这个书店一下子给国民党封了，幸好人都没被抓住，连夜的转移和赶路，于是到了显岭脚周家来避难。
由于这批人在周家呆的时间有点长，就和外婆及家里人有点熟起来，有一个还和外公的堂妹谈起了恋爱，到解放后外婆才知道了这批人的真实身份，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诚信书店就是一个联络站。
据外婆后来的猜测：“太公周信夫不可能不知道这事，极有可能他是知道这事的，而故意装着不知道，第一是因为他要维护自己的孩子，维护自己的亲戚；第二可能他也看到了时局的变化，想为自己的家族留下一条后路和希望。以至于到后来太公被镇压前，他都极力想见到这些人，想证明自己不仅没有反革命，而且还支持过革命。但是那个时候，人犹如海滩上的一粒沙而已，不知道大浪来的方向，更抵挡不了大浪的冲击啊！
现在民国历史已经过去近70年了，我们回过头来，翻开这段民国及1949年以后的一些岁月的历史。细细的看去，感觉它更像一个刚学走路的苦难孩子，其路途上充满着颠簸、跌撞、混乱、无奈、抵抗、摸索、奋发、图强等。这段苦难史，也是一段成长史，是我们国人记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中华民族崛起之根基，都不容我们后辈人轻易的去忘记、删除或扭曲其中的任何一段。
现在的我们，已是近百年的后人。回顾历史，是不是应该把它合起来，连起来，就像现在对待旗袍这个服饰一样，接受它，融合它；不应该再有1949年为界限的新社会与旧社会的区别，不应该我否认你，你否认我，都是一代代中国人在民族复兴路上的追寻，都是一代代中国人用生命和家庭的幸福换回的国家尊严。历史在拉长，人的视角在变宽，社会砥砺前行。故去的都是我们的祖辈先人，特别是承受了社会转折、战争、动乱的那一代人。今天去论述他们，我们是否应该少一些成败之分，多一份敬仰之心。
第九节 外太婆思儿成病，撒手西去
我外太婆姓钱，名桂珍，是属于在临安本地的钱王后裔。
自她丈夫“张库房”1940年被日本飞机炸死后，加上大儿子上了战场生死不明，小儿子失踪未归，她就没了欢乐，一直在家焦虑着，一天天的等啊！盼啊！从抗战时期盼到抗战结束，从抗战结束盼到内战开始，从内战开始盼到国民党节节败退，眼都望穿，眼泪也哭干了！心中的忧郁越积越多，撕痛成了病。
1948年夏天，外婆为了让外太婆心情好点，就带着她在杭州游玩。有一天外太婆突然染上了热症，起先以为是一般的伤风感冒，休息一下就好，谁知第二天高烧不退，上吐下泻，人也发糊，晚上急忙送到医院已来不及了，第三天清晨在医院去世。
外婆被这场突然来临的灾难吓坏了，哭得几乎昏阙，在场的亲戚都悲痛不已，大舅公张成光也一时赶不回来。当时外太婆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但眼睛就是不肯闭上，大家想到她心里肯定是放不下小儿子张成栋的事，就让我外婆接连地喊：“姆妈！我们一定会去找小弟回来的！姆妈！我们一定去找小弟回来的！”外太婆这才闭眼离世。
后来外婆回忆说：“现在想想你外太婆当时肯定是染上了痢疾瘟疫，加上她常年的忧郁，免疫力降低，不然不会这么快就去世了，两个弟弟都出去报国了，连父母的终都未送上。”
“自从你外太婆一去世，我整个人都空了，孤苦伶仃的感觉时时袭来，大家面对命运的转变，也无可奈何。还好那时候已经有了你妈妈，有好好生活下去的责任，你外公那时也一步不离的陪在我身边，但是你小舅公张成栋到解放后也没有一丁点的消息，家里人也都认为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小时候一直是跟着外婆睡的，在她头边搁一个小枕头，睡在床的里侧。那时候农村的夜晚没有一丁点娱乐活动，吃了饭就睡觉，外婆每天就在床上轻声的讲啊！讲啊！讲她的父亲，讲她的母亲，讲她的奶妈，讲她的两个弟弟，讲她痛恨的日本佬，讲她那批失落的旗袍……。
第十节 外婆藏旗袍
1949年那一年，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更替年，也是一个动乱年，更是他们那代人一个命运的选择点和转折点，也是外婆这辈子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最害怕、我最悔恨的一年。
那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前线一步一步的溃败，国民政府一拨一拨的撤走，公共机构到处瘫痪，社会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外婆说：”临安当时大乱，出门变得极不安定，打砸抢随处可见，浑水摸鱼，顺手牵羊，趁人之危的，也大有人在，天目山里的土匪乘机而动，烧杀掠夺，干了一次又一次，人性的丑恶都在这个混乱时期表现出来”。
那时解放区斗地主的各种消息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来，一些代表这个阶层的人似乎都在纠结这个问题，那就是“走还是不走”？走！需要舍弃，需要勇气，还需要结伴，去异国他乡不知今后生活能不能习惯？也不知今后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外面能有家乡临安这么好吗？不走！也不知这里今后会变成一种什么形势？听到外面的一阵阵的风声，成天的在家里害怕，在担心！
这时也有大批亲戚、朋友在计划着往海外走，外公的四妹夫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将，1948年在战场上被俘虏，在押送的路上被秘密枪决，由于担心以后少将家属的日子还会有麻烦，姑婆婆家全家欲逃往台湾，姑婆带着一个女儿担心自己出去后会孤单，想邀外公、外婆一起去，可以互相有个照应， 外婆想去，当时外公不愿意去这么远的地方，外婆只好作罢。
外婆记得有一次已经跟着朋友去买好了去香港的船票，想独自带着孩子出去，回家后感觉公公周信夫根本一点没有让子女走的想法，看着还这么小的两个女儿外婆又犹豫不定，心里七上八下。
为此几十年后外婆曾多次感慨的告诉我们说：“当时曾有许多朋友亲戚来劝你太公，让他带着子女走，甚至比较真心的朋友直言劝说：你们必须走 。但是你太公听不进去，他的想法保守，他说：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要舍弃他一份一份买来的田地，要舍弃自己一砖一瓦辛勤建设起来的家园，到人生地不熟的异国去，能生活的好吗？况且我们又没有干过坏事，这么多孩子都在这里，能舍谁啊？我们没有干过坏事，为什么要走？为什么要骨肉分离？”
外婆知道外公是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勇气离开家的，太公也守着钱不发，舍不得任何一个孩子走，最后得知四姑婆也决定来杭州，不去台湾了，所以外婆最后放弃了出走的念头，那么家里的东西怎么办？尤其是外婆的大批旗袍和貂皮怎么办？
正当太公和外公把家里的金银宝贝和枪支藏起来的时候，外婆却在转移着她的旗袍和貂皮及一些饰品，她在杭州湖滨6弄朋友家里租了一个楼层的房子，把家里的旗袍和貂皮衣服分了好几次用乌龟车运往杭州藏了起来，再把这层房子里面外面都用锁锁住，心里也盘算着一年以后如果临安难呆，她就离开临安带着两个女儿来杭州生活。
第十一节 亲家母胡氏被天目山的土匪残杀
知道这个故事，起于外婆的一次半夜惊梦。
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凌晨，天还未亮，我突然在睡梦中被外婆轻声的涕泪声弄醒，急忙用小手去抚摸她瘦弱的身子，并问她：“外婆你怎么啦？”
外婆怔了一怔回答说：“我梦见胡妈妈了”。
我问她：“哪个胡妈妈？”
外婆翻转着侧睡的身子，用手试了一下身上的冷汗后，按住胸口，沉静下来。见我眨巴着眼睛望着她，外婆问道：“你醒了！”
我回答：“嗯”。
深秋的凌晨有些寒冷，蒙蒙的光线开始从房顶瓦片的侧缝里透射进来。外婆感觉已无睡意，索性就披衣坐起，慢慢地开始说：“就是你五姑婆的婆婆；你太公、太婆的亲家母啊！哦！也是清明节时，杭州来的那个胡娟姨婆的母亲，以前就住在小巷弄，我娘家隔壁的”。
外婆一边说，一边转过身子来把我棉被往上拉了一拉，并塞紧两边的被角和盖在我棉被上的棉衣，问道：“冷吗”，我答：“不冷”。
这时透过瓦片上的天空有了一点微微的亮光，外婆借着这微光点上了一支烟，继续往下说：“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唯独不能想这胡妈妈的死，一想起她的死，我后背都会发寒，心一下就会抽痛起来。她是看着我长大的，很和善的一个人，你五姑婆给她做媳妇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的。她的大女儿胡娟从小是我的闺蜜，小时候我经常睡在他们家里，我和胡娟，那是要好得连睡觉都用一块长长围巾圈在一起，去做旗袍也都是一个式样的。我们俩每次穿着旗袍，坐着黄包车一起从小巷弄出来，经过衣锦街的时候，街上的很多人都会回过头来看着我们”。
“那她是怎么死的?”我接着问。
“是天目山的土匪用毛竹尖捅死的”。外婆说出这话后，从枕头下面摸出她的手帕来，捂住鼻子用力的唏嘘了一、二声，接着又把脸颊伸进臂弯里好久都不抬起来。我知道外婆这是在偷偷的擦眼泪，在偷偷的哭泣。时至今日，我仍然能清晰地记得那天她泪流满面的脸，也能感受到她一颗微颤和害怕的心。
“那土匪为什么要杀她啊？”我接着问下去。
外婆轻轻的抬头，一双泪眼向前凝视着，吸了一口烟继续说：“胡妈妈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大儿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出走而失踪，小儿子就是你五姑丈，胡妈妈的女婿曾担任过临安民国时期“城防司令”……
“1949年在全国解放交接口时，胡妈妈的儿子，就是你五姑丈，被组织派往了香港，两年后才回到杭州。”
“就在你五姑丈去香港的这段时候，也是国内最乱的时期，国民党逐步撤退，共产党还未接收。打、砸、抢到处都是，各路土匪伺机而动。那时胡妈妈的三个孩子都定居在杭州，经济条件也尚可。但是胡妈妈老俩口就是不愿离开临安跟随孩子去杭州居住，也不住在临安小巷弄里，硬是回到老家临安青云夏村附近的老房子里，估计是想想村里都是乡里乡亲的好照顾一些。”
“哪里想得到啊？哪里想到？”外婆喉咙开始哽咽起来，轻泣得停下话来。
“哪里想到他们一回老家，就被天目山的土匪盯上，土匪确定她的儿女们一定有金条留在他们这里。于一日晚上突然从前门闯进他家，由于来不及逃走，胡妈妈以为土匪不会为难一个老太婆，当即帮助她丈夫从后窗跳出，自己留在了家中。”说到这里，记得外婆又停顿了下来轻声的哭泣起来。
静静的凌晨，蒙胧的光线，我看着外婆抽动的肩膀，迷茫地听着她讲的故事，感觉着她来自心底里的悲痛，一时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只记得她用手帕捂住鼻子继续说：“当时一群脸上都涂着黑炭的土匪从前门冲进来，在房屋各处翻找，未见什么值钱的财物，于是就绑了老太太，让她交代，老太太实在也交代不出什么来，那晚土匪就用及其残忍的方法地将老太太折磨到天亮并杀害了。第二天天亮后土匪撤去，她丈夫才敢从后山下来，进了家门看到妻子惨死的样子，嚎啕大哭，精神一下子崩溃了。等他子女和我们周家的保安队赶到现场，都痛心不已。”
“后来胡妈妈的丈夫跟着子女去了杭州，因为受了如此重的打击，身体和精神都越来越差，一年后便去世了。”
说到这里，外婆咳嗽几声后，又哆嗦着从枕边纸香烟盒里摸出一支烟点上，深深的吸了一口，然后再深深呼出来，像是在做一次次的深呼吸。
看她又咳嗽，我伸出手去抚摸了她一下说；“外婆你又咳嗽了，干嘛你要抽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又不甜的？有什么好吃的？”
外婆回答说：“没这个东西，精神哪里支持得住啊？”
听了这话，我一时理解不了也答不上来，接着外婆朝我看看，呆了一阵，感觉到自己是不是说多了，小小年纪的我是否承受得了这样的故事。于是她摸摸我的额头，又一次拉紧我的棉被轻声的说：“天还没亮，你再睡一会儿”，接着她不再说话，陷进了一种她经常会有的那种沉思中去了。
在我开始有记忆开始，多少个夜晚，外婆不能入睡，或者每天凌晨4点多就会醒来，披衣起床，盘腿而坐，燃上一支烟，往事悠悠。
外婆曾说：“这世上的一代代的人啊！有人出生在和平年代，有人出生在战乱时期，有人出生在富裕人家，有人出生在贫穷人家，来到这个世上做人，都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都是机缘巧合！缘让我们出生在战乱时期，巧合又让我们在同一地点、同一个时间相逢。但是不管出生在哪朝哪代？不管环境怎么变化？人性的善良和情义才是永恒的，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坑害、损害他人利益之借口。人到这个世上就是梦一场啊！缘分其实也早都定好了，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一切缘分纵就都会散场”。
岁月流淌，流淌了一个个辛酸的故事，也流淌我和外婆在一起的日子。外婆啊！你知道吗？每次你讲故事的时候，每次你无声的哭泣时，我都只能听懂这话，不能听懂其意啊！其实我小脑袋一直都在开小差啊！
当时我的小脑子里可全都是我自己的事啊！
“班级里的舞蹈‘北京有个金太阳’的排练为什么每次都没有我的名字啊？”
“学校的体育老师来班级挑排球队员的时候，为什么看都没有看一下个子高高的我啊？”
“112医院出来的，穿着部队的绿军装，蹬着黑皮鞋的男孩，感觉如此帅气！”
“明天去学校的路上，害怕还会有同学用地上的小石头砸我，然后一路追赶我，喊我“地主婆啊！”
“同桌的男孩明天是否还会霸在位置上，不让我走进我的座位？”
“后座的男生是否又会把墨汁故意的洒到我的后背衣服上？”
“班上姓杨的那个女生如果再欺负我，我是否要不顾一切和她打一架？”。
“我个子怎么这么高，矮一点就好了，那么我就可以像其他同学一样坐到前排去上课”……。
现在我的外婆已经凋零，已经去另外一个世界，过去的事成了故事，过去的梦也成了故梦，我的生活里再也没有与外婆的缘分了，唯有通过这记忆来追思，来领悟。
我的领悟常常有这样一个场景，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段时间里，在只隔着几张瓦片的浩瀚宇宙星空下；在夜晚，或在凌晨，有一对祖孙，两个女人，一老一小，黑暗中披着晨曦的微光；老的女人讲话时常常神情凝重，手指上烟丝绕指；小的女人眨巴着迷惑的眼睛，一边听着故事，一边小脑袋里的思绪又随着这烟丝袅袅，撇下这故事从瓦缝中溜了出去。
如今我也将要老去，脑子里常常记起这一老一小的女人说故事的场景，心中感慨万千。这悠悠的往事，传承着先辈的苦难和精神，是我人生里的一份可贵的缘分吧！
后临安小巷弄胡家的后代解放后由杭州迁往澳门定居，后创业发展成为澳门的一家大企业，胡妈妈的外孙贺一诚先生是连续五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现澳门的立法委主席。胡妈妈的外孙女贺定一现任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澳门妇女联合会理事长。曾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
杭州滨江区贺田尚城小区也是由胡家后代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第十二节 太公被镇压，周家大院改造成部队112医院
等外婆把旗袍藏好后，周家这时也开始向政府交出一些资产，首先是十几个粮仓和大批的田地，交出了这些周信夫老爷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觉得没有什么事了，穿着绸衫，整天坐在太师椅上看起书来了。
突然有一天进来十几个背枪的民兵，进来立刻将周信夫老爷架起，前后押着，往外拖，周信夫老爷一看觉得这个架势不对，忙挣扎着叫喊："青天大老爷啊！冤枉啊！冤枉！我没有做过坏事啊！"他一边叫一边回头看已经都被押牢的子女，用尽力气也无奈，子女们则看着他穿着一身白绸衫被拖着出去，逆着风乱了发，一会儿就拖得没了影。这样过了大约俩月多的时间，由于家属一直被押在家里，无法知道外面的事，有一天家里的民兵突然增多，突然天空中传来两声轻轻沉闷的枪响，我太公周信夫就被以“恶霸地主”的罪名用两颗开花子弹镇压在今天112医院墙外的新溪村不到的地方，以后被镇压的还有太公的一个弟弟。
如果今年是80岁以上的，住在这十里八乡的老人，一定都记得，当年那天的情景：“人山人海的围观，头被炸飞、胸也炸开，暴尸三天”。
这边家属听到枪响，都已经吓得半死，哭都不敢哭，有人来通知说："恶霸地主周信夫已被枪毙，你们要老老实实的交代问题，有什么东西藏着都缴出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什么的"。外婆挤在人群中，大气也不敢出，也不知你外公在何处。几个小时后，只觉得人要倒下去了，倒下去了，这时有一双手伸过来扶住我外婆，外婆隔着泪望过去看清楚扶她是外公的小老婆，而且她悄悄的告诉外婆，外公也被带出去了，民兵里有一个是她的表弟，说现在外公他们只是被关在乡里。
第二天活着的几个太公提议让家属去枪毙地点收尸，没有得到乡里民兵的批准，到第三天有消息来说外公他们几个已被直接送往余杭留下监牢改造，也答应第四天让家里几个男丁去收尸。
外婆每每说到这里都会哽咽几分钟，也不敢再说下去了，她怕说的太仔细，那种恐惧和惊慌会延续到我们下一代的生活里去。但是她每次都郑重地嘱咐我们要把书读好，如果有朝一日如果能够写书，一定要把这一段家庭的苦难遭遇写出来，也不停的嘱咐我们：“将来子孙后代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千万不要再回来，千万不要把业做的很大，今天说是业绩，明天换了背景会变成是罪业，无业就无罪，做人一世，够吃够用就行，千万要记住换了大背景，该跑的要跑得快，除了生命，什么都可以放弃，千万都要记住”。
这样过了几天，批准出去的几个男丁在外太公"张半城"的黄土堆旁安葬了太公周信夫，家里的人则还押着，家里藏着的枪支和一些金银宝贝陆续被一队队的民兵挖出来了，有时两队民兵为一个藏地火拼起来，民兵们审问再审问，家属交代再交代，佣人、长工揭发再揭发。
周家房屋绵延一里路，院内古木参天，道路幽静，房屋有致。这时都被挖得东一个坑，西一个坑，原来七房人家之间都是用长廊连着的，长廊都被挖断，特别是大院后面的小山上，原来是一个被设计过园林建筑园，都被挖得底朝天了。
突然一日早晨有大批解放军和政府的人到家里来，通知大家这里将改造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112医院了，就是这天外婆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旗袍，手里拉着我妈妈，外公的小老婆抱着我姨妈随人群走出了周家大院，这时候新中国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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