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发展小史：从“风尘歌女”到“小家碧玉”再到“官宦贵妇”

宋词发展小史：从“风尘歌女”到“小家碧玉”再到“官宦贵妇”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样式之一，宋词以它独特的魅力征服了很多文学爱好者的心。相较于唐诗而言，宋词长短不一，曲折婉转，深幽雅致，似乎更适合表达人们复杂而细腻的内心变化；其次，和古代所有诗歌形式一样，宋词也是源于音乐，而且更加贴合音乐，是可以合乐演唱的歌词，因此，宋词又被人们称为“曲子词”。

今天，我想和大家简单地说说”宋词的发展小史”，以供宋词爱好者更好地学习宋词。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的任何文学样式也都经历了一个由俗到雅，由民间传唱到士大夫专门创作的发展过程。宋词也经历了这样一个由由俗到雅的过程。

一开始，它就像是秦楼楚管馆里专供人调笑取乐的风尘歌女，难登大雅之堂；而后，经过一些文人的包装，它逐渐走出了青楼妓馆酒肆，成为一个活泼灵动的小家碧玉；慢慢地，它的美被更多的文人发现，越来越多的文人加入到词的创作中来，于是它终于长成一个端庄典雅的大家闺秀，登上了庙堂，以至最后成了一个无甚情趣的官宦贵妇。

风尘歌女

调笑取乐的“风尘歌女”

关于宋词，一些读者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它之所以叫“宋词”，是因为它是在宋朝出现并发展起来的。事实上，词在唐末五代时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当时的大家闺秀是唐诗，而词在当时只不过是个专供人调笑取乐的歌女。在一些不入流的场合，例如青楼，酒馆，私人宴会需要有歌姬作陪取乐时，唐诗不便出面，而词的作用就派上了。

这时的“宋词”就像是个风尘歌女，专门演唱一些情情爱爱，哥哥妹妹，你侬我侬的小调，内容俗艳，形式短小，类似于当今的流行歌曲。在内容上，唐末五代时的宋词，都是一些即景应情之作，没有太多的内涵；在形式上，此时的宋词简短灵活多变，没有固定的韵律和格式，艺术价值不大。

此外，宋词在发展之初，选用的曲调也多俚俗粗鄙，简单朴素：一是来自边疆外域的少数民族，二是来自民间的土风歌谣。因此，此时的宋词多被人叫做“曲子词”，演唱者多为一些下层歌女和乐工，只在民间流行。上层士大夫和文人是不屑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唱“曲子词”的，当然更别提创作“词”了。

然而，或许正是因为“曲子词”像歌女一样经常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唐末五代社会极具动荡之时，它才能更真切地反应社会现实，反映人民大众的心声。而此时的唐诗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端着架子的名门贵女，远离社会现实，远离普通人的苦乐酸甜，慢慢地失去了生命力。

动荡年代，整个国家从上至下，都处于一种惶恐和不安之中。这时的人们更需要一种能贴合他们生活实际的文学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词，形式灵活，可长可短，曲调丰富，易于演唱，更适合人们在动乱年代抒情达意抚慰心灵。只是在内容上，词的格调还是脱不开俗艳粗鄙的范围，还是一个只能在青楼酒馆里卖唱的“风尘歌女”，上不了大雅之堂。

“小家碧玉”初长成

古人云：物不平则鸣！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来到五代十国的末年时，一个宋词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南唐后主李煜。作为不行一个亡国之君，李煜将个人的不幸遭遇和身世感慨写进了词作里，创作了大量追忆往昔繁华，思念故国家园的词。这样，词的内容就扩大了。词就不再仅仅是调笑取乐的歌姬之曲，而成了文人们抒发情怀的阳春白雪。

加之，李煜本身就是个艺术修养极高的艺术家和文人，所以在词作的创作上，更是高出底层乐工和歌姬许多，创作的词就不再是男女情爱，而是寄托了李煜的家国之思。这样，词的格调就被抬高了。李煜的代表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古往今来，引发了多少文人志士的共鸣，成为宋词里的佳作。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但是，宋词的地位并没有因为李煜的出现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多数情况下，它还是一个地位卑贱的风尘歌女。后来，市民歌唱家柳永的出现，才使宋词的内容题材更进一步扩大。柳永在宋词里增加了很多描写歌女们内心世界和个人漂泊不定生活的内容，扩大了词的影响力。史书上说“凡有井水出，皆歌柳词。”由此可见柳永对宋词发展的巨大作用。

在柳永出现以后，宋词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从一个风尘歌女变成了小家碧玉，不仅得到了普通百姓的喜爱，还吸引了上层文人的注意力。从柳永以后，更多的文人加入到了宋词的创作队伍中来，不仅壮大了宋词的创作力，也进一步提高了宋词的社会地位。

不过，此时，文人们还是多将宋词的创作内容局限于个人的身世感慨或者男女情爱之中，题材范围较小。与唐诗相比，从内容反映的广度上来说，还是太小家子气了！

款款而来的“大家闺秀”

宋词的小家子气在宋朝初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宋人一统中原，天下太平，民心思稳，文人们的词作便多是些歌功颂德，享受宴饮之作，内容上和五代时没有太多区别，风格也比较相近。所以宋初的词作和五代的词作常常被后人参杂在一起编辑，鱼龙混杂，真假难定。

等到苏轼出现，词作的这种“小家子气”才得到根本转变。在词作的创作上，苏轼不拘一格，什么都写，大到国家安定，小到吃喝拉撒，无一不成为他表现的题材；而且，他生性洒脱豁达，在词作的声律格式上又不喜欢受束缚，因此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宋词佳作，开一代风气。

《定风波》宋 苏轼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7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11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另外，因为苏轼的名气和才华，他身边又聚集了诸如秦观，黄庭坚，贺铸等一些在当时也是声名遐迩的大词人，这就无形中把苏轼不拘一格的作词风格影响力给扩大了。一时间，苏轼和他门人学生的作品被争相传诵，影响甚大。当然，宋词的地位也一一跃而升，成了一个上得厅堂的大家闺秀了。

稍后，精通音律的周邦彦又在宋词的曲调和写作技巧上进一步把宋词的格调提升了。在周邦彦的倡导下，宋词一改诞生之初在曲调上的“粗俗鄙陋”，变得如庙堂之音一样冠冕堂皇了。此时的宋词就更有大家闺秀端庄典雅的气派了。但此时，相思和离别仍是多数词人首选的创作作题材。

雍容华贵的“官宦贵妇”

由于宋朝统治者的激励和倡导，文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在两宋，文人成了国家社会政治的主导力量，得到了社会的极大尊重和认可。因此，文人们有了足够的闲暇和情志来进行词作的创作。词作里，一派风花雪月的文人情怀。宋词的活力似乎有些停滞了。

在内容上，经过苏轼和江西派词人的努力，词作的内容已经得到了最大的扩展，在广度上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此外，在曲调和格式上，周邦彦和姜夔又使词作更加符合格律规定，把宋词从“下里巴人"的民间小调变成了雍容典雅的庙堂音乐。

此时的宋词固然还是端庄大气的闺秀气派，但已经沾染了太多上层文人的“富贵生平之气”，越来越远离真实的社会生活了。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宋朝的统治者和多数文人，日日沉浸在浪漫的风华雪月中时，危险就会来临了。

公元1127年，金人入侵，北宋灭亡。很多文人也和普通百姓一样经历了流离失所之苦，对人生就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反映在词作上就是词的主题有了全面地更近一步地提高和扩大。追忆往昔，思念故国，立志恢复，抵抗外敌等等就成了这一时期词作的主旋律。代表作家有李清照，张孝祥，岳飞等。

《暗香·旧时月色》 宋 姜夔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然而，等到南宋稳定，文人们的风花雪月情怀就又复出了。姜夔，史达祖就是代表。他们浅盏低唱，诗酒为伴，处处一片歌舞升平之象。但也有一些很有气骨的文人却勇敢地站出来，主张恢复河山，抵抗金人。他们慷慨悲歌，创作了大量豪放风格的词作。辛弃疾，陈亮，陆游就是代表。

此后，爱国和风花雪月的两种声音就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宋词也从大家闺秀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官宦贵妇，完全失却了原有的天真烂漫，毫无活力，一片末世来临时的自怨自艾之声。

回光反照的“清词中兴”

经过两宋文人的努力，宋词无论在内容题材上，还是写作技巧和音律上都达到了全盛的时期。到了南宋后期，词的“初心”已经完全消失，从生动活泼的民间曲子词变成了文人手中的玩物，变得晦涩难懂，曲高和寡。到了金元时期，除了元好问和萨都剌外，再无优秀的词人了。

《摸鱼儿 雁丘词》金 元好问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明清时期的文学花苑是小说和戏曲的天下，宋词已成了末流文学。历史上所谓的“清词中兴”不过是回光返照的短暂辉煌罢了，终究不过是明日黄花。但是这时期的两个词人——朱彝尊和纳兰性德的词作却得到了很多读者的追捧。前者由明入清，词作颇多人世沧桑的慨叹，意境深远苍凉，尽显风云之色。后者以白描见长，深情婉转，赢得了很多读者的心。

宋词到了清朝，进入了一个全面总结的时期。同时，也走到了它的生命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