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1+1》刚开播不久，新闻中心内部刊物采访我，问：“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素质是不是要有思想？”我回答：“不是。做一个称职的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勇气、敏锐和方向感。”我至今信奉它们，并用来约束自己。
幸福像鞋，舒不舒服自己知道；又像“百分百”的黄金，可以无限靠近，无法彻底到达。
这是怎么了呢?后来我也看了一些书，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幸福需要三个层面的因素，物质、情感和精神。我又将它引申了一下：物质是基础，情感是依靠，精神是支柱。
我在书里引用过梁漱溟老先生的话，人一辈子总要思考三个问题，按顺序，不能错。先要考虑人和物之间的关系，所谓三十而立。然后要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到中年错综复杂，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友，为人上级，为人下级，等等。接下来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活着有什么意义？
人生中得意和失意都只占5%，剩下的90%是平淡。你能不能把那90%的平淡过得不那么平淡?不太容易，尤其年轻的时候更不容易。
读书是一种乐趣。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乐趣的，是读书本身，而不是读书以后的结果。
2012年，我参与过整个伦敦奥运报道，伦敦奥运会最重要的那句话，叫“影响一代人”。有记者提问：“体育如何影响一代人？”伦敦奥组委的一位官员回答：“体育教会孩子们如何去赢。”这句话很正常，在中国，很多事都能教孩子们如何去赢，但是他的下一句话让我格外感动：“同时，教会孩子们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
回到体育中，很多人问我，哪个项目和人生最为相似。我说是跳高。即便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手，即便你已获得最终的掌声，也仍然要把横杆再升高一厘米，进行又一次的冲刺。跳高就是一种这样的运动：你一定要以最后一次的失败，来宣告你的成功！
我想说的不仅仅是这个。在这部电影的花絮里，有一位学者的话让我触动很深。她说，创作往往包含着三个步骤：始于“感触”——比如你被一件事或一个人打动，想要创作一首诗；终于“表达”——这首诗最终完成了；但中间这个词是最重要的，有了“感触”不能立即“表达”，而是要去“追寻”——经历了足够漫长的“追寻”，等到一切成熟了，才会有完美的“表达”。
因为很多人回答问题时，习惯于先说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很安全很平衡的“标准答案”。其后接着说的，往往才是他的个人想法。所以对于采访者，也要寻找第二个答案。
重要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面对人生的态度。乐观的人一定比悲观的人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虽然人生的真相更值得悲观。这就是《曾国藩》给予我的启示。
但是我对“古典音乐”这个称谓也有一部分认同，它蕴藏着一种对于现代而言很珍贵的“古典精神”。什么是“古典精神”呢?概括来说，第一是那种现代生活所不具备的田园般的纯净；第二是人性，最本质的人性。
1993年，我曾经采访过哲学家赵鑫珊，当时我还是个刚入门的古典音乐爱好者。我问他：“为什么现在的科学技术进步这么快，但是这个世纪的人依然需要好几个世纪之前的音乐来抚慰心灵？”他的回答我记一辈子，很简单的一句话：“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
中国的教育模式使人形成一种思维定式：每道题都有标准答案，每篇文章都有中心思想。我们从小受着这样的训练长大，一旦接触到音乐，便产生一种先天的冲动：我得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听音乐是不能着急的。每一个成长阶段，都有相对应的音乐，在生命的转折处等着你，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你的内心变化，很神奇。
其实，古典音乐不是动辄关乎世界和谐、人类命运，大量古典音乐表达的经常都是些内心的小思绪。就像贝多芬玩过了很大的主题之后，到了创作的晚期，还是回到对内心的探究上。
孔子像一个世事练达的中年人，一切得体；老子却像一个童心未泯的理想主义者，总是被误解。
我记得1998年朱镕基总理来中央电视台，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总有人谈论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比例，多少合适啊？99%正面报道，负面报道1%？依我看，51%正面报道，‘控股’就行了，要有信心。”
传媒应该具有五种功能：解闷、解惑、解气、解密、解决。解闷需要娱乐，解惑需要知识，解气需要分寸，解密需要勤奋和时代进步，解决需要影响力和耐心。
改革开放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安徽小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土地承包的核心动因，就是尊重“人性是自私的”这个前提。
我们必须告别这样一种逻辑：只要结果好，过程差一点儿无所谓。任何源自糟糕过程的“好结果”，也不该被认为是好结果。比如在座各位，你们不能说，因为你胜任了一份用虚假简历换来的工作，这个谎言便是合理的。总有一天你会因此而吃亏。有人说，我会适时收手——不，通过扭曲的行为获取利益，犹如毒瘾，很难收手。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体系。
一切美好有序的东西，都曾在最混乱的时期生长。对爱的渴求，对信仰的渴求，对蓝色天空和新鲜空气的渴求，终究有一天会让我们觉醒：为自己花钱不那么幸福，为别人花钱才幸福；别人帮我不一定幸福，我帮别人才是幸福；感谢帮助你的人，更要感谢接受你帮助的人——正是他，让你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但是对于新闻，形容词是非常忌讳的，因为它在修饰、强调，并且很主观。你不能将经过主观修饰的东西，利用媒体的“暴力”强加给受众。
今年是《东方时空》创办十二周年。十二年前，我在做《东方之子》的时候，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训练，但直到现在也不是所有媒体都已经做得很好。我对自己只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许叫被采访者“老师”，第二，去掉解说词当中的“形容词”。
医生的职责，不是从病人前来就医的时候才开始，这时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已经糟糕至极了。能不能把我们的“治疗”时间提前，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者?能不能让人们精神抖擞、热爱运动，而不是病病恹恹情绪低落，最后看病不成反倒“暴动”？
至于真有病的患者，医生说三句话就能直接把小病吓成中病，中病变成大病，大病直接弄死。第一句“你怎么才来啊”，第二句“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第三句“还真没有什么办法”。尤其是第一句，多坚强的人，一听这话立马吓软了。
1915年，美国一位名叫特鲁多的医生去世了，他的墓碑上刻着三行字：“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抚慰。”这三行字里，似乎有着对医生这个职业更为深远的定义。
我还采访过一名编剧，也是很有才华的电视人，由于一场车祸，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他的一句话令人难忘，他说我也曾经怨恨过肇事者，但是突然有一天豁然开朗：当我抱怨的时候，世界越变越小，只剩下我自己；而当我原谅了肇事者，我发现还可以包容更多的人，心胸逐渐打开，我便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台湾慈济有一句话常被提起：我们的使命不是对抗恶，而是扩大善。但如果善扩得足够大，恶不就很难立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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