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图书馆和大学，以前总把它们看作文化的贮存地。现在才明白，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贮存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采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
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泰戈尔《采果集》
最后，他站起身来对宋达说：“天下祸害全在封闭。一封闭，处处可疑，处处防卫，大家就像刺猬一样。只有把那么多路都走通了，日子才会好起来。我走得早，摔倒了，你接着走，会走得比我好。你的名字也好，宋达，就是把一切都送到。”
很多年前我就在一本书中表述过一个观点：真正结束中国“文革”灾难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国，突然窥得了人类生存的底线。也就是说，一场天降的自然灾害，从根子上否决了人为的政治灾害。
他李冰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竭力钻研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直到二十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
青城山是道教圣地，而道教是唯一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大宗教。道教汲取了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把水作为教义的象征。水，看似柔顺无骨，却能变得气势滚滚，波涌浪叠，无比强大；看似无色无味，却能挥洒出茫茫绿野，累累硕果，万紫千红；看似自处低下，却能蒸腾九霄，为云为雨，为虹为霞………
看上去，是人在治水；实际上，却是人领悟了水，顺应了水，听从了水。只有这样，才能天人合一，无我无私，长生不老。
道之道，也就是水之道，天之道，生之道。因此，也是李冰之道、都江堰之道。道无处不在，却在都江堰作了一次集中呈现。因此，都江堰和青城山相邻而居，互相映衬，彼此佐证，成了研修中国哲学的最浓缩课堂。
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
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子”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捡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
让人生气的是明代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时间躲在深宫之内不见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国事，连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他聚敛的金银如山似海，但当辽东起事、朝廷束手无策时问他要钱，他死也不肯拿出来，最后拿出一个无济于事的小零头，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变黑发霉、腐蚀得不能见天日的银子！这是一个失去了人格支撑的心理变态者，但他又集权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
人类成熟文明的传承，主要是靠文字。文字的选择和汇集，就成了书籍。如果没有书籍，那么，我们祖先再杰出的智慧、再动听的声音，也早已随风飘散，杳无踪影。大而言之，没有书籍，历史就失去了前后贯通的缆索，人群就失去了远近会聚的理由；小而言之，没有书籍，任何个体都很难超越庸常的五尺之躯，成为有视野、有见识、有智慧的人。
范钦给了我们一种启发：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谓公务和事业，很可能不是你对这个世界最主要的贡献；请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觉得是不务正业却又很感兴趣的那些小事。
孔子会说，我历来主张有节制的愉悦，与天和谐；墨子会说，我的主张比你更简单，反对任何无谓的耗费和无用的积累；荀子则说，人的自私会破坏世界的简单，因此一定要用严厉的惩罚把它扭转过来…
微笑不语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似乎早就预见一切，最后终于开口：把文明和自然一起放在面前，我们只选自然。世人都在熙熙攘攘地比赛什么？要讲文明之道，唯一的道就是自然。
历来有不少佛教学者把“缘起性空，无常无我”八个字当作佛教的精髓，我很赞成。
我发现，自己过去得益于佛教的地方，仍然借用那个“无”字，有三个“无”；而自己今后的精进空间，则有三个“少”。先说三个“无”。一是“无避”。这是从佛教的“无常”观念引出来的。由于“无常”，一切都会发生，既无法预计，又无法预防，那就不如平静接受，从容处理。二是“无迎”。这是对上面这一点的及时补充。不刻意躲避灾祸，也不必刻意接引美事。世间那些看起来很堂皇、很荣誉、很普及、很方便、很时尚的“美事”，都是既定形态、外在硬块，属于佛教所言之“色”和“蕴”，皆为空相，应该看破。若不看破，即是障碍。三是“无应”。说起来，无避世间灾祸，无迎世间美事，这总该太平了吧？不，总有外人指名道姓地对自己实行“直击”。我因为不存在“我执”，绝不回应。
我知道，越有声势的强力，越是性空；越有吸引力的美事，越要放下。否则，整个“受想行识”都会坠入“颠倒梦想”，不得超脱。环视四周民众，大多在官阶、名声、输赢、信息、网络、手机间挣扎折腾，反把我看作遗世怪人。
接着说说今后修行的目标，三个“少”。一是“少分”。分，就是佛教所反对的分别心，亦即种种强行切割、人为划界、层层区分。二是“少忆”。忆，也就是回忆，追思。大多是依凭时间观念，拉人先祖坐标，加重历史话语。这一切似乎都很好，却得不到佛教首肯。佛教主张当下，着眼此刻，关照现今，而不喜欢时间的侵入、历史的霸道、遗产的作态、传统的强加。三是“少冀”。冀是希望，是企盼，是对将来的梦想，是对尚未发生的一切的期许。这一些看起来又都是正面能量，其实在佛教看来，带有极多“颠倒梦想”的成分，也都应该看破、看空。
空，对佛教极为重要。甚至，历来人们都已习惯把佛门说成是“空门”。空是一个常用汉字，很容易被浅陋理解。我从诸多经文中揣摩佛陀的本意，大致有如下三层意涵：第一层，空，是指万事万物都没有“自性”；第二层，空，是指万事万物都不是稳定实体；第三层，空，是指万事万物本应该空寂明净。
《心经》用一个“色”字来代表物态现象，又用一个“蕴”字来代表身心现象。“色”有多种，“蕴”也有多种，但都是空。
为什么万事万物皆是空?因为万事万物都因远远近近各种关系的偶然组合而生成。佛教把关系说成是“缘”，把组合说成是“起”，于是有了“缘起”的说法。由于万事万物都这么来的，因此不可能有真实而稳定的自我本性，所有的本性都只能指向空。把这两层意思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四个重要的字：“缘起性空”。在汉传佛典中，这四个字具有透视世界的基础地位。
“性空”，不止是预告失去，而是更锐利地指出：今天的拥有也是“假有”。
空，是一种无绳、无索、无栏、无墙、无羁、无绊的自由状态。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又好像什么都有了。在空的世界，有和没有，是同一件事。只不过，以空为识，获得洞见，就不一样了。有和没有，也都进入了觉者的境界。
那么多“无”，概括起来也就是“无常”。“无常”二字，对世界的种种固定性、规律性、必然性、周期性、逻辑性、逆反性提出了根本的怀疑。因此，正是“无常”，可以排除一系列障碍。
我从旁观察，发觉谢晋交友，有两个原则：一是拒绝小人，二是不求实用。这就使他身边的热闹中有一种干净。相比之下，有些同样著名的老艺术家永远也摆不出谢导这样的友情阵仗，不是他们缺少魅力，而是本来要来参加的人想到同时还有几双忽闪的眼睛也会到场，便借故推托了。有时，好人也会利用小人，但谢晋不利用。
他对小人的办法，不是争吵，不是驱逐，而是在最早的时间冷落。他的冷落，是炬灭烟消，完全不予互动。听对方说了几句话，他就明白是什么人了，便突然变成了一座石山，邪不可侵。转身，眼角扫到一个朋友，石山又变成了一尊活佛。
他谢晋的远祖，是公元四世纪那位打了“淝水之战”的东晋宰相谢安。这仗，是和侄子谢玄一起打的。而谢玄的孙子，便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谢安本来是隐居会稽东山的，经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一起喝酒吟诗，他的侄女谢道温也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而才学又远超丈夫。谢安后来因形势所迫再度做官，这使中国有了一个“东山再起”的成语。
巴金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求新生、倡自由、争人道的思想启蒙，通过家庭纠纷和命运挣扎，变成了流行。流行了，又不媚俗，不降低，在精神上变成了一种能让当时很多年轻人“够得着”的正义，这就不容易了。
我认为，巴金前半生，以小说的方式参与了两件事，不妨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反封建”、“争人道”；巴金后半生，以非小说的方式呼喊了两件事，也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斥棍子”、“讲真话”。
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
我还可以像老朋友一样对笔开一句玩笑：你耗尽了我的一生，我却没有浪费你太多的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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