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的夏天，深圳高级中学，上午考完最后一门科目，郭宇一个人回到寝室，把书打包好，送给宿管老师，说可以留给下一届学生。然后，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一个巨大的行李箱，没有跟任何人说拜拜，就走了，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行李很重，郭宇拖着它走了一公里左右，到车公庙坐巴士，回家要两个半小时。他坐在车上想了很多事情，到家后，他睡了一天半才起床。
在车上的那两个半小时，他一直在想，高考后的这个暑假要做什么，以后要做什么，能不能找到一条路，既符合自己的性格，又可以赚到钱，这样就可以经济独立，不用再依赖家庭。
郭宇的童年是孤单的。
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放弃了矿山里国企电工的工作，停薪留职去了深圳闯天下，随后妈妈也跟去了南方。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他就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成了留守儿童。父母缺席了他从童年到少年的一段重要时光。
在江西的乡下，暑假，如果不走亲戚，一两个月的时间，他只能自己跟自己玩儿。在这样一个经济并不富裕、交流欠缺、资源匮乏的家庭，郭宇从小便产生了逃离的心态。他不喜欢自己的家庭环境，也不喜欢自己生活的地方。
书成为郭宇的寄托。他读的第一本书是《格林童话》，那本书被翻烂了，后来又借给同学，对方一直没有还给他，听说被拆成一页一页的找不回来了。
乡下没有什么书店，能看到的书不多，大部分都是舅舅从上海寄过来的。
一开始，他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没想到却在书里找到一个新的世界。“这是一个非常隐秘的世界，人家不需要理解你，你也不需要被人家理解。”在这个世界里，他能自由地选择。
那天，在公交车上想了很多之后，他最后决定，在暑假里自学写程序，给自己高中时代的读书会办一个网站，这样同学们会分开以后还可以在网站上沟通。
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多年以后，在代码这个世界，让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人生。
必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初二那年，郭宇随父母移民到深圳。这个由外来移民形成的新城市，居住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家庭，各种各样的小孩子。
刚去时，郭宇的价值观受到很大冲击。作为插班生，他被分到最差的班。班上有许多深圳本地人，他们从小在深圳长大，有自己的楼房，有乡镇企业的分红，人生不需要很努力就可以过得很好。也因此，他们没有什么人生目标，每天的生活就是开着跑车去海边钓鱼、遛狗。
这和从小在乡下长大，被教育读书改变命运的郭宇完全不同。更加迥异的是，进入高中后，郭宇又遇到另一批恰好相反的人，这些人同样家庭优越，但却过着另一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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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踩线考入了深圳高级中学。这是深圳重点中学，当时才成立五年多。一届有20个班，每个班50人左右，郭宇入校被分到最差的班，后来才升到尖子班。
老师让他们不用太紧张，再玩三年依然可以考上深圳大学。当时的深圳大学属于二本学校，对有深圳户口的学生，录取分数线较低。
让郭宇震惊的是，老师接着说：“你们这些人里面，有些人是学校挽留才参加高考的，其实他们都在准备SAT，要去考美国的常青藤大学。”
当时，大部分来深圳的淘金者只把这里当作一个跳板，赚到第一桶金后，再让全家人移民。
郭宇算了算，班上的同学，一部分在考美国常青藤大学、一部分准备去香港、一部分去北京或上海的顶尖大学，再往下则会考虑本省较好的大学，剩下的就算玩三年也可以上深圳大学。
由于深圳开放的学习氛围，很多中学都有社团，包括诗歌、话剧、合唱等等。一家重点中学门口有很多内地的家长每年都在学校门口抗议，他们认为这会让小孩废掉。
深圳高级中学也有十几个社团。高三时，郭宇也办了一个读书会社团，每两个礼拜，大家在操场上讨论自己读过的书。他还办了一份报纸，每月一期，每期打印一两千份，发给学校的学生。
创办社团最大的收获是让郭宇认识了一些朋友，也让内向到无法当众说话的他开始敢于和同学有更多交流。这些人家庭条件优越，善于学习，对很多东西有自己的见解。在他们身上，郭宇更近地看到很多人生的范本，那些比自己优秀和努力的小孩，未来的人生正在以一种非常精彩的形式展开。
郭宇发现其他人都在挤独木桥的时候，有些人是坐小船漂过河。他也想成为一个可以去坐船的人。
然而，无法选择的原生家庭让郭宇感受到极大的反差。他感受到自己跟同学的人生开始分化。
内向的郭宇产生了很强的逆反心理，他不想遵循父母让他走的路，也不想和人打交道，他认为自己“必须得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这很早就在郭宇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读书仍是他当时最能排遣的方式。读得多了，郭宇萌生了成为职业作家的想法。但高考后，他没有勇气往这个方向走，因为没法养活自己。
闯入代码世界
在上海的舅舅和在美国的小姨给他买了人生第一台电脑。
那个夏天非常热，当同学们都在各地进行毕业旅行时，郭宇从深圳飞到上海，住在舅舅家学习编程。房间里也很热，他光着身子，只穿一条短裤。他每天睡醒了就学编程，傍晚跟着舅舅出去跑跑步，独自琢磨的过程非常慢。一开始他甚至都无法理解怎么使用这些工具，只能一点点去理解写代码这件事。
那时网络上还没有各种各样的程序员社区，也没有什么书。对他来说，这是个非常困难和郁闷的过程。
两个月后，谈不上把所有的东西都弄懂了，但他把读书会社团的网站做出来了，运营了一小段时间。
这个过程逐渐让他感觉到做程序员是一个方向，也坚定了自己的职业方向。他很清楚：“没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赚到更多的钱，而且还可以一个人实现，不用太多和人打交道。”
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他考入暨南大学读政治与行政专业，至今他仍然觉得自己很热爱这个专业。大学四年，郭宇每天晚上都钻研写代码到凌晨三四点，每天早上都翘课。有一次他去考试，一进考场，老师说你从来没有上过我的课，可以出去了。他后来暑假重修才补上学分。
大学期间，郭宇开始接一些外包的活儿。写代码很难，有时候写得非常苦闷，就去玩玩游戏，再回来继续写。
“每一天都很困难，也很困惑，这个代码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我这个为什么跑不起来。互联网行业的技术，不是线性的，它像一个网，你去查一个你不懂的点，又引申出十个你不懂的点，没有人教你，问别人也问不到，只能不断查，最后发现你有一两千个不懂的点，你要一个一个搞懂。”
最难的不是努力还没能产生效果，而是不断地怀疑自我。
大一时，他在网上看到一个程序员的故事，那个人也读行政管理，自学编程，很早就开始做移动互联网应用开发，并且赚到一些钱，在广西买了房，后来退休做自由职业。这对郭宇的冲击很大，他给对方写了一封信：“我主要是想确定，他读这个专业，我也读这个专业，他是自学的，我也是自学，他能成功，我应该也可以成功吧。”
大二时，郭宇报名腾讯的实习面试，过了一面和二面，但到三面被刷了。2011年大三，他终于拿到了支付宝的实习。在支付宝，他看到更多不是科班出身、却很厉害的程序员。他的领导是学英文的，自学编程，成为支付宝的技术专家。
郭宇参与过2012年支付宝年度个人账单项目，获得了CEO特别荣誉奖。工作让他有了大量的时间进行自我积累，不懂的东西随时可以问同事，几乎所有人都会解答。
三个人的小公司
大四毕业，郭宇继续留在支付宝工作。彼时，正是支付宝的鼎盛时代，微信支付还没有被研发出来，支付宝处于市场上垄断地位。郭宇的工作比较轻松，他当时住在杭州，每天六点半就下班，跟同事一起骑着电动车到西湖边，拿着电脑在咖啡店写写代码，喝喝咖啡，生活很惬意。
身边的同事大多走上相似的人生路径：在支付宝待了两年之后，可以拿到20万无息贷款，加上公积金，就能支付在杭州买一套房子的首付，再用积蓄买一辆车，结婚生子。
郭宇觉得这太安逸了，他想要走，“我不想一辈子过这样的生活，我想去探索一些新的东西，去体验一些不一样的生活”。
2013年年底，郭宇从支付宝辞职。他来到深圳工作了三个月，但感到深圳的天空也无法容纳自己。他又辞职了。
在郭宇看来，深圳是个实用主义的社会，没有北京那样的热情。他在北京有个朋友，当时正在创业，在做社交评论系统“多说”和图片社区“图虫”。郭宇在微博上问对方还需不需要人，对方让他赶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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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郭宇去了北京，这个决定也成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他们在中关村附近租了一间三室一厅的房子，白天坐在椅子上办公，晚上在地上睡觉。公司很小，就三个人，三个人都写代码，没有其它复杂的事情需要处理。
2012年到2014年正是互联网创业的高峰期。当时中关村创业大街还叫海淀图书城，聚集了不少心怀致富梦想的年轻人，很多人在这里通宵写代码。郭宇常常工作到凌晨3、4点，去街边吃宵夜，都会有投资人递上名片。回来睡觉，第二天下午起床继续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环境，虽然很辛苦，但他认识了很多同期也在创业的有趣的人。他们周末一起聚餐，参加活动交流，一些创业公司现在都发展成了很大的公司。
郭宇形容北京是一个巨大的熔炉：“虽然生活条件相对辛苦，但北京带给人的体验是中国其他城市无法达到的。我觉得年轻人不应该选择逃离这座城市，除了机会，还能在这座城市里遇见整个中国最有趣的人，最疯狂的想法和最不切实际的灵魂。北京给人带来的体验和最大的教训就是，在这个时代生活，人不能主动限制自己。”
在互联网大厂获得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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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2014年12月，郭宇正准备离职自己创业，却接到了公司被今日头条收购的电话。不久，他的办公桌从中关村搬到知春路的盈都大厦，一待就是六年。有大厂工作背景以及出众的能力，郭宇获得了一定的期权。
6年间今日头条飞速发展，并改名为字节跳动，规模也从他来时300人左右，到今年年底全球员工准备扩张到10万人。
郭宇进入了非常激进的工作状态，“每个人都很亢奋，这种状态一直维持了大概两三年”。正如大众所想，程序员工作具有普遍的特点：繁忙、节奏很快、压力大、枯燥沉闷。郭宇每天上午十一点多来上班，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才下班。
在北京六年，他换了六个地方，每年搬一次。有时是房租涨了，有时就是想换个环境。夜里下班回家要提前几个小时预约车。直到去年，他才买了一辆保时捷开车上班。
互联网行业总有做不完的事。郭宇逐渐成长为技术专家，他参与过许多项目，有时也需要临时主导某一个项目。有些项目失败了，会有同事选择离职，但是郭宇觉得没有必要。他认为项目失败是无法归咎于某个人的，很多时候和运气、时机有关。
压力最大的时候是2017年，常年卧床的父亲去世，个人感情也出现问题，他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要怎样走，失眠，白天又得上班，整个人很痛苦，抑郁了大半年。
睡不着的时候，他看偶像剧，后来又关注了一个金属乐偶像组合BabyMetal ，经常去日本看他们的演唱会。他觉得世界上各地的人飞到东京就是为了听他们的音乐会，是很让人感动的事情。
28岁财务自由，提前“退休”
旅行也是他自我治愈的方法。他所在的部门实行单双休制，平时只有周六休息，每两个礼拜有一次双休。
郭宇很长一段时间都用双休去旅行，大部分时候是独自出行。他给自己定下一个人生目标，在30岁之前飞行100万公里。两天的时间只能去一些相对比较近的地方，他决定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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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来，他开始频繁往来日本，到温泉乡泡汤。第一次泡汤，那是个很小的家庭旅馆，一个小和室，洗手间在外面。汤池很小，也不豪华，但郭宇从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浴场，十几个人静静地坐在那儿，偶尔讲几句话。
在这里，他可以不想在北京的生活。
他也开始带团，期间，还考过了日语N1。那时，郭宇已经在酝酿着辞职，“我觉得未来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郭宇在日本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在日本通过地产投资来收取房租，平时不工作，全世界到处飞。这让他看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去年12月，他把从2013年开始一直定投的翻了近10倍的腾讯股票卖了，又卖了持有的其他几个公司的股票，开始认真关注不动产投资市场。
他慢慢把股市的钱移到日本，做不动产投资，获得资金流动性，当收入积累到一定程度，能与工资持平时，他觉得，是时候辞职了。
2020年2月12日，郭宇在微博上发了一封告别信。在信中，他写道：我选择在28岁的末尾退休，拥抱山间清泉与峡谷的风，去感受春秋冬夏。有缘人自会再相逢，朋友，愿我们在广阔的世界再会！
“只活一次等于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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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现在住在东京，每天睡到自然醒，下午去朋友家锻炼健身，晚上一起吃饭，再晚一点回来看书、写作。
他在物质生活上没什么担忧的。他在东京有多套房子，出租可赚取房租，收入足以支付生活开销。他还在日本开了旅行社，专门接待国内游客，带团去日本的温泉旅馆泡汤。
出了“名”后，有了更多温泉相关的约稿，他依然想延续高中时的梦想，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他认为自己就是张一鸣口中“务实的浪漫主义”者，有了立命之本后，可以轻易转身。
在程序员行业里，有许多和郭宇一样白手起家的人。在郭宇的观察中，这些人都对自己的未来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升职成为高级资深技术专家、获得北京户口、买房、结婚、让小孩以后在北京读书，这些具体的行为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安全感，大部分人都选择这样的生活。
但郭宇从没有考虑过这种生活。他不想有钱之后，还继续在快速迭代的互联网行业过焦虑的生活，也不想因为需要安定感就结婚生小孩。
只是他现在苦恼的是，除了写代码，其他什么也不会。
郭宇也有恐慌。这种恐慌不是源自金钱的不安全感，而是源于内在的自我认同。他自由了，有了更多的选择，拥有了无数的可能性。但当一切要从零开始时，他又要经历以前学习编程一样的过程，虽然钱多了，但过程有着同样的痛苦。
现在，“退休”对于郭宇而言早已是过去的选择，他不希望再有人去谈论它。“避免成为油腻中年的一个自觉是不要反复谈论人生的高光时刻，而用省下来的时间去努力创造人生的下一次高光时刻”，他在微博中写道。
“只活一次等于没活”，米兰·昆德拉的这句话是郭宇的人生格言，激励着他做下一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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