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里，说到了“唐太宗纵囚”一事：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的腊月，春节即将到来，唐太宗释放了关押在大理寺监狱的390名死囚，让他们回家与亲人团聚，好好过个年，第二年9月回京领死。同时，唐太宗还下了一道圣旨：在囚犯们回乡“探亲”期间，各级刑事部门不得监控。众囚犯痛哭流涕，感念天子之仁政，在“探亲假”结束之后，不约而同回到京城，无一人逃亡。为此，唐太宗龙颜大悦，认为死囚遵守谎言，遂再下一旨：将众囚全部赦免。
应该说，唐太宗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树立自己的仁德之名。6年前（公元626年），他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夺得帝位。在世人看来，这样的行为无仁又无德。所以，他要重塑自己的形象，改变世人对自己的评价。他不但释放了死囚，而且将后宫中的三千宫女尽皆释放，让她们离开皇宫，到广阔的人间寻找幸福，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当朝大诗人白居易为唐太宗的仁德之举大为歌颂，作诗咏叹：“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极大提升了唐太宗的形象与魅力。
然而，历朝历代对唐太宗的行为并没有多高的评价，多批评之音。三百年后，欧阳修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为《纵囚论》，批评唐太宗“沽名钓誉”，不足道，不可取，他直言不讳地说：“上下交相贼以此成名也。”又三百年，金圣叹读到了欧阳修的文章，对欧阳修击掌赞叹，称赞此文：“有刀斧气，横斫竖斫，略无少恕。”意思是说，欧阳修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唐太宗释放囚犯的“弊端”，铿锵有力，剖析深刻，鞭辟入里，站得住脚。
细细想来，唐太宗与390名死囚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心理博弈”。唐太宗要名，死囚要命，各取所需，相互成全。唐太宗深谙“攻心之道”，早已料到死囚在“探亲假”结束之后必定回京“领死”。死囚也不傻，他们在近一年的“休假”期间内，思想上并不安稳，而是反复揣测“圣意”。他们知道，如果借此机会逃跑而不归京，最终难逃一死。如果老老实实地回京，仁慈的太宗皇帝必定非常高兴，皇帝一高兴，还忍心杀人吗？皇帝既然敢放死囚回家，就有可能赦免死囚。于是，390名死囚准时“归狱”。
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纂《古文观止》时，亦对欧阳修的观点作出中肯的评价：“太宗纵囚，囚自来归，俱为反常之事。先以不近人情断定，末以不可为常法结之……”
因此，在这场历时近一年的心理博弈中，皇帝与死囚的目的都达到了，皆大欢喜，却又十分“反常”。因为，法律的威严荡然无存。皇帝的“仁政”与死囚的“感恩”，也成了彻头彻尾的“虚情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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