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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经济的形成》
内在驱动力在欧洲的成长中具有关键的作用，不过同时也强调，直到将近 1800 年为止，这种内在驱动力和其他地方的状况，尤其是东亚，都还是很接近。虽然的确存在一些举足轻重的差异，但我会提出论证，说明那些差异只有在特定时空环境下，才会产生像 19 世纪那样的大转型。欧洲有特权取得海外资源，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这个时空环境的形成。
但直到 19 世纪为止，法人形态的组织（ corporate拓殖民地之外，并无多大用处，而长期联贷在欧洲则主要用于替战争提供资金。更重要的是， 18 世纪时的西欧已在多种节省劳动力技术的运用上领先世界其他地方。然而，欧洲又持续在多种节省土地的技术上落后，因此如果没有海外资源，西欧本来很可能会因为快速的人口增长和资源需求而不得不走回劳动力密集的发展老路。
1800 年前因缘际会下的全球形势；那时的世界其实是多中心并立的，没有哪个中心独霸世界。尽管这样的全球形势往往有利于欧洲，但也不必然是欧洲人所创造或强加的。例如，中国从 15 世纪起就通过白银达成再货币化一事，不只比欧洲人抵达美洲和输出美洲白银还早，更是使位于遥远新世界的西班牙帝国得以财政自立的一大功臣；而始料未及的骇人流行病，则是西班牙帝国得以创立的关键。只有到 19 世纪的工业化已大有进展之后，把欧洲视为一个单一的、霸权的“核心”这件事才有其合理性。
把重点摆在“欧洲的”工业化，还形塑了我们进行比较时所用的单位，但是这样的形塑对比较往往没有帮助。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只是把当代的民族国家当作比较单位，于是英国被拿来与印度或中国相比。但在国土、人口和内部多样性上，印度和中国都比较类似于整个欧洲，而个别欧洲国家与其不在同一个档次上；在中国或印度境内，那些可拿来与英国或荷兰相提并论的地区，则又淹没在全国的平均值里而看不出其特出之处，因为它们被拿来与亚洲境内类似巴尔干半岛、南意大利、波兰的地方一起加总得出平均值。因此，除非国家政策是我们所要讲述之故事的核心，否则“国家”并非理想的比较单位。
我们该承认以下三个事实：第一，在荷兰和乌克兰之间，或甘肃和长江三角洲之间，都只存在少许共通的基本特色；第二，像是长江三角洲之类的地区（约 1750 年时长江三角洲人口约 3100 万至 3700 万，视精确定义而定）肯定大到足以和 18 世纪的欧洲国家相提并论；第三，包括长江三角洲、日本关东平原、英国和荷兰、古吉拉特（ Gujarat ）等，这几个零星分布于旧世界的核心地区彼此之间共同享有某些重要特质（例如较自由的市场、庞大的手工业和高度商业化的农业），但这些特质却并未出现在它们所在大陆或次大陆的其他地方
与此同时，就算掌握西欧确切超越其他地方的年代，也只有助于知道其他地方是在何时兜了个圈子而陷入停滞，并无助于我们了解欧洲是否存在其他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因为认识到一个互动体系中有某个部分比其他部分受益更大，就顺理成章地将那个部分称之为“中心”，并误以为它既能形塑其他部分，同时又不受其他部分所形塑。
长远来看，对世界 GDP 贡献最大者，不是西方成就的扩散，而是西欧式成长与东亚式成长的结合，因为这使西方技术有机会被运用在人口多得多的东亚社会里。这个观点与我的论点不谋而合，尽管超出本书所探讨的范围。
在布伦纳的论证里，推动这段历史进程者既非马尔萨斯口中的人口压力，也非“自然”形成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阶级斗争；但殊途同归。社会最终的发展与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式的相近程度，决定了该社会此后生产力的高低；
总的来看，中国、日本境内的核心地区在 1750 年左右似乎与西欧最先进的地区相近，以类似的、堪称更完美的方式结合了先进的农业、商业与非机械化工业。
西欧的利率大概低于印度、日本或中国的利率，但研究发现，很难证明这对农业、商业或原始工业的扩张速率有重大影响，更难证明对机械化工业的早早崛起有大幅影响。
尽管 18 世纪的欧洲人挟着据称较为优越的商业组织，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与来自旧世界其他地区的商人竞争，它们却在此表现平平。只有在开拓海外殖民地和武装贸易上，欧洲的金融制度才真正赋予欧洲重大优势。这些金融制度是在彼此竞争、靠举债筹资的国家体系加持下发展出来的。
尽管 18 世纪的欧洲人挟着据称较为优越的商业组织，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与来自旧世界其他地区的商人竞争，它们却在此表现平平。只有在开拓海外殖民地和武装贸易上，欧洲的金融制度才真正赋予欧洲重大优势。这些金融制度是在彼此竞争、靠举债筹资的国家体系加持下发展出来的。
中国长江下游要售出一定数量的布和进口一定数量的食物与木材，才足以维持原始工业的成长或该地工人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但该地要达到这个数量已愈来愈吃力。这不是因为该地区有什么内部“瑕疵”，而是因为与该地有贸易往来的区域，其人口和原始工业也都正急速成长，使其与长江三角洲的互补性开始变低。长江三角洲作为首要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此类区域应有的补偿作用：借由专门生产较高品质的布，提高附加价值；但这还不够。简而言之，在中国的八或九个大区（ macro-region ，值得一提的是，每个大区都比大部分欧洲国家还大）里，市场非常活络，从而鼓励内陆许多地方的人投入更多时间制造布等产品。
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核心地区和其第一个“现代”边陲地区，就此同时问世。拜这一全球形势之赐，西欧得以有机会在先进经济体的基础上打造出真正独一无二之事物，尽管这一经济体的主要特征并非独一无二。最后，我们用关联和互动来说明光靠比较所无法说明的现象。
从亚当 · 斯密、马尔萨斯到马克思，再到韦伯，中国在现代西方谈及自身的诸多故事里，一直是扮演首席“他者”的角色。因此，本书的两个首要目标，乃是弄清楚一旦中国的发展不再扮演欧洲对立面的角色，中国的发展会呈现如何不同的样貌；同时也弄清楚一旦了解欧洲的经济与最常被拿来与它对比的他地经济之间的相似之处，欧洲史会呈现多么不同的样貌。
这些全球形势使西欧人有机会取得数量庞大的土地密集型资源。此外，他们能取得这些资源，同时不必使在 19 世纪人口、人均资源使用均急速成长之前就已陷入困境的欧洲生态更加不堪负荷，且也不必把自己庞大的劳动力移拨给数种劳动力密集型活动，从而使他们保有必要的劳动力来管理土地，以获得更高的产量和更大的生态永续性。
就算欧洲的牲畜对发展有所影响，也是以一种消费品项而非“资本商品”的形态来造成影响。也就是说，以蛋白质来源的形态造成影响，而且这种蛋白质是其他区域找不到其他东西充分替代的。比起亚洲境内大部分民族，欧洲人肯定食用较多的肉和更多的乳制品。但欧洲的这一优势在近代早期时非但没有上升，反而逐渐下滑，而且下滑非常快。例如在德国，从中世纪晚期至 1800 年，肉食用量减少了约八成。 [23] 此外，肉并非不可取代的蛋白质来源，许多中美洲和北美洲的人似乎从玉米、豆类和南瓜属植物摄取到肉里最重要的氨基酸，东亚人则从豆腐里摄取。
任谁都看得出欧洲在使用热能上更胜一筹：因为欧洲在 19 世纪时改用可取得且数量丰富的化石燃料，比中国在捕捉热能上更有效率，更具有彻底改变大局的潜力。这纯粹是后见之明，而且未考虑到欧洲具有位置优越的煤矿这一优势。
西欧并非在各个技术领域都独步全球，而且在他们真的独步全球的那些领域，长远来看真正重要的也只有其中一部分。
后人由于了解工业革命的进程，容易倾向于在欧洲两个最重要、最具活力的领域去寻找欧洲的优势，也就是纺织业和煤／蒸汽／铁复合体，尤其是后者。我们的确从中找到某些重要的欧洲优势，但往往却是在出人意表的地方。
棉纺织业生产力大增，很可能并未使社会彻底摆脱 18 世纪的生态限制。纺织业所需的纤维仍需要靠土地来生产，而马尔萨斯的生活四要素（食物、燃料、纤维和建材）对土地的争夺，在 18 世纪欧洲的许多地方正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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