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项目完成后，调查所的账户充盈了，最后的剩余差不多20万元，按照政策，我个人可以提取大几万元，同时还得到不菲的劳务费用（包括立项费、期间劳务、项目结余分成等），稀里糊涂算下来，也算是N多个万元户了。
此时我毕业恰好9个月，离开中成地产不到半年。
今天看，这点钱实在算不上什么，不过那时候我认识北京的几个“房虫”，在1988年，一套北京一进四合院的价格，也就3、40万，面积不会低于400平米。
因工作关系，我回到中成地产，总经理直接接待的我，谈及往事，他告诉我，当时就是因为看中我在上大学以前有过6年的工作经历，有意把我放下去锻炼锻炼，没想到不到两个月，我就跑了。
我也和他聊起我离开中成的真正原因，是体制下的人浮于事、裙带关系，人们的思维还在那种 “以斗争为刚”旧有思维套路上。我告诉他：“当时就算是经得住您对我的考验，在这种体制下，我迟早也会败下阵来，选择跑路。”
他告诉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当时国有企业的通病。
其实这个总经理是个真正的人物（他的女婿是国务院某改革研究所领导），不过因为已经年届退休，只能是量力而行。经过这次谈话，我也释怀了。
他为了表示对我这个项目的支持，当场给我开了张3万元的支票，当然里面包含着对我所寄托的期望。
期间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电视台专题部的主任，突然和我聊了一句，是否有意去电视台工作，专题部需要一个有策划和主持能力的人，他看我挺合适。
那时候电视台还在北京皂君庙，电视媒体正处在旭日东升的好时期，而且台里赋予专题部的自主权也不小，发挥空间是有的。
不过我当时在调查所发展得实在太快，也太顺了，这让我难舍，同时，我对电视的兴趣，似乎只是“玩票”，要是真入行，我没觉得我在这方面有什么特殊的潜力。
《全国人民看北京》这个项目结束以后，我觉得我本人在能力方面得到了一次非常好的锻炼，收获是全面的，最重要的是运筹、组织、调配等能力的全面提升，这对于一个不足30岁的年轻人，弥足珍贵。
虽然我脑袋里又构思出更新的谋划，但我很清醒，这种项目，只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壮大调查所影响力和实力的一种过渡，调查所还是要依托市场调查这个行业来发展，同时我本人还是希望伺机向体量更大的行业转移。
我很清楚，我就是在借助调查所这个平台，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转移，我需要时间、感觉和契机，更需要调查所全面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所长老岩有过沟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共识的。
调查所频频在媒体出现，必然会引起一些部门的注意，同时也引起外国同行的注意。
那时候我本人还是天真，不懂什么是“羡慕嫉妒恨”这几个字眼的内涵，相反，一心一意琢磨着，如何光大这个项目的效果，计算着怎么快速跟进一个新项目如《北京人眼里的外地人》，甚至想到，随后继续搞《外国人眼里的北京》和《北京人眼里的老外》等系列，先火上几把再说。
这些调查都有非常鲜活的纪实性题材，又结合社会学调查法做的民意调查，在当时，这些手法组合在一起，确实很新颖，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估计不出一年，调查所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会进入到一个体量更大的空间，进入到更新、更有前景的路径中发展。
《全国人民看北京》这个项目刚刚落幕，还来不及总结，老岩突然通知我，准备接待外宾。
1988年，尽管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已经不小，但是能够接待外宾的单位并不多，而且接待外宾的外事纪律，比后来要严格很多。
我们这次接待的外宾，是加拿大A1调查公司的总裁戴维，他是通过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和全国记者协会，找到调查所的，要求对我们调查所进行全面的考察。
我的任务是对这个外国客人做全面的介绍，并解答外宾提出的所有问题，相当于主接待人了。
那时候不大懂怎么接待外宾，缺乏交往的应有策略，很是傻了吧唧的，人家问什么就说什么，有点竹筒倒豆子。
虽然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和一些国家（甚至包括北朝）的留学生有不少接触，但毕竟都是学生，都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事情，不涉及其它问题。
其实老岩和所里其他同事还不如我呢，他们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根本不懂也不会和这家外国公司交往。
缺乏资料、缺乏背景调查、缺乏对方交流动机的了解，全是瞎子摸象，胡乱摸索。
大原则还是有的，毕竟记协的外事部门事前和我们交代了外事工作纪律。
本来“记协”是给这个戴维配翻译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人家不来了。
这样里里外外全是我一个人翻译，我是既要介绍情况，又要两头翻译，还要控制场面，完全是“赶鸭子上架”，只能随机应变。
到调查所以后，除了节假日以外，我几乎是天天加班，每天晚上都有应酬，忙得是晕头转向。而为了顺利完成这次接待任务，这段时间我终于“闲”了下来，集中接待A1调查公司的这个总裁戴维，我带着他游览了长城、十三陵、天安门城楼等北京五六处名胜古迹，自己借机也算实实在在地放松了一下。
很快，他在北京的访问就结束了。
为了感谢调查所对他的接待，他在时任加拿大大使先生的官邸，举行了告别晚宴。
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这个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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