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魏国宰相公叔痤的随从官，原名公孙鞅。后来被封到商地，所以又叫商鞅。
公叔痤临危时，向魏惠王举荐公孙鞅。他认为该人年轻虽轻，却胸有奇才，可治理天下。魏惠王则以为公孙鞅只是个地位卑贱的小年轻，怎么懂得治理国家？
公叔痤见魏王颇为犹豫，又说道：“大王如果不打算用他，请马上杀掉他，此人若投敌国，他日必成魏国大患。”
魏王蒙了，觉得老宰相真的是病糊涂了，一会儿要重用，一会儿又要杀他，这是什么情况？于是，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公孙鞅在魏国又碰了一年运气，饿得连饭都快没得吃了。
饥饿的公孙鞅来到了秦国，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大刀阔斧地开展了他的改革——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说，有五种人是“坏分子”，完全属于国家蛀虫，这种人多了，国家就完了。
第一种，那些空谈游说的人多了，老百姓就容易被引导得爱瞎逛、喜欢胡说八道八道，从而轻蔑君主。
第二种，那些隐逸江湖、貌似很高深的人多了，老百姓就会被引导得疏远君主，还爱妄议国家大政方针。
第三种，那些好勇斗狠的人多了，老百姓就会被引导得天天争强好胜，不拿官府的话当回事。
第四种，那些有手艺的人多了，老百姓的心就飘了，还爱满世界迁徙干嘛买卖去。
第五种，做买卖的人多了，他们有钱又有闲，就会成立自己的社团去影响君主的决策。
在商鞅可怕的逻辑链条里，这五种人“可以靠自己生存”，作为统冶者根本抓不住他们。在他们的影响下，老百姓都不想种地、打仗了。因此，必须消灭这五种人，把所有人都变成农民吧。
变为农民最佳的方法，就是重税。重税下，让他们觉得还不如去种粮食合适。
如果不想种地的，就得加重刑罚，必须得是小罪重刑，以达到“不论是谁，一点儿错都不敢犯”的目的。
光重刑罚还不够，必须株连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这样老百姓就彻底不敢犯法了。
商鞅将秦国的土地登记造册后，授给农民。随后，进行税制改革。针对每块田每年估算出一个收获量，该交多少粮食，多少草料。愈期不交，按照大秦律法就要砍脚。
此外，商鞅对秦国人口进行普查，并做了限定，到岁数必须分户单过，限制人们随便旅游，出村要看路条，不许私人开旅馆。
这样一来，全国有多少地，每年收多少粮食，有多少户人口耕种，有多少人上战场，都一清二楚了。有了这些帐本，打仗兴修水利，不愁没钱了！
秦国以东人口多，地不够种，而西边的地却荒着，商鞅大笔一挥，都给我移民！跑得快的有地种，谁种了归谁。人民沸腾了，西部大开发开始了。
有了这些生产者，种的粮食多了，养的士兵多了，可抢到的土地也更多了。天下又掀起了血雨腥风！
土改的最后一件事是统一度量标准。
过去的度量标准有很多种，比如张村是碗，李村是锅，王村是瓶，征税时，每个村都得解释，每个村都得换算，非常不方便。
商鞅再次粗暴地规定：全部统一标准！
统一度量后，他又废除了秦国的货币。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让经济发展一朝又回到了以前。
废封改县、土地授田、荒地移民、统一度量，这四招全方位的组合拳，足以让秦国改天换地，民不聊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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