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汉| 书法艺术——博通汉晋气结殷周

作者: 文化周刊 | 来源:发表于2019-01-22 08:38 被阅读0次

魏汉| 书法艺术——博通汉晋气结殷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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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汉| 书法艺术——博通汉晋气结殷周

魏汉工作照

魏汉字汉匋、汉缶，男，汉族。斋号鼎堂、岁寒楼、存汉堂、大汉堂等。一九五九年出生，祖籍河南，现居北京。书画、篆刻家、学者、古代书画鉴定家。先后就读於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赵宁安、王镛工作室，攻读花鸟画、书法篆刻专业。从事书画篆刻、美术教育和中国古代书画研究鉴定，聚十年心力著作出了《魏汉艺术与国宝重鉴文集》。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三川印社”理事，曾为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清华大学美术院客座教授，新华社书画院特聘书画家。专业从事书法、篆刻、中国画艺术创作实践、教学与理论研究，在中国中古前后八个世纪传世书画的研究鉴定，以及帖学和《兰亭》学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书画篆刻作品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并被国内多家博物馆、纪念馆收藏。

郭熙《林泉高致》 68cm×95cm

中国书法之渊源可追溯到八九千年前之贾湖龟甲刻画符号，遗憾的是，之后数千前年间的考古未发现汉字发展由贾湖到小屯的演进过程。安阳小屯大量龟甲兽骨上刻作汉字之发现可谓中国书法之大观，这个是三千五百年前中国古代先贤智慧之灵光。夏商周的青铜器铭文大都为书写后铸造修整传拓行世，虽然有异于绢帛纸张的书写效果，但点画结构圆转凝重，体势多变，更富于毛笔书写之笔意，跟甲骨文上的刻画文字风格大异其趣。

西周《毛公鼎》意临 68cm×95cm

吾之于古篆籀，多师西周《毛公鼎》、《曶鼎》、《散氏盘》和《石鼓文》等重器铭文，数十年研究临习而不辍，现有多种临本出版发行。明清以下，能以宣纸水墨传达表现古篆籀笔意者寥寥，应以何蝯叟为其先导，继而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数人皆知矣。鉴之：何失于枯瘦、杨失于平直、吴失于浅易，唯缶庐能纵横古今，精深博大，可为百世师也。现世临之者多不得要领，或臃肿乏骨，或酷似烂石书，与三代古籀深邃不测之高古精神相去甚远，盖由不解毛笔宣纸之性能，盲目摹仿拓片形迹之故。

东汉《祀三公山碑》意临 68cm×95cm

两汉之书法遗存主要是简牍帛书和东汉丰碑巨制，以及少量陶器、粉壁墨书等。简牍书法之至高价值为汉人大量的草书墨迹，它是中国草书之源头，昭示着上古先民对草书艺术的热情与智慧创造。汉人两千年的这些草书已经有了体系，如章草、小草，甚至大草，还有接近行书之书迹，其笔法体势基本完备，成为开启两晋、北朝及唐宋草书、楷体、行书之先河，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西周《散氏盘》意临 68cm×95cm

明清以下，研习汉隶者多由汉碑入手，清有何蝯叟自诩遍临汉碑，用墨酣畅，笔法奇古，传世临本甚多。所憾其部分临作用笔失于拘谨枯瘦，体势结构显得古板，近世李瑞清、沈寐叟不知碑体用笔，刻意颤抖扭曲，人讥“兰石书”，此何氏用笔“痼疾”之衍生者。真正能解碑体运笔三昧者应为康有为和吴昌硕。但南海多得益于魏《石门铭》等碑刻，能融裁自然，莫辨其所宗，其挥运恢廓，游戏世界无量耳。吴缶庐锐意《石鼓》，博涉汉碑，偶有所作雄深雅健不让何、康。

东汉《鲜于璜碑阴》意临 68cm×95cm

吾作隶，多师汉碑中经典，至于简牍，参考而已。数十年研究临习，对《封龙山颂》、《西狭颂》、《张迁碑》、《祀三公山碑》、《鲜于璜碑阴》用工最勤，颇有心得，初师汉人之迹，继师汉人之心。简言之，师汉隶须能质朴自然，去其浮华，泯去一些繁复的刻画过甚之捺脚雁尾，掺入古籀笔意，力追高古朴茂，精深博大，不在方圆肥瘦之间也。赵之谦、林散之皆以帖系笔法临汉魏之碑，甚单调直露，实不可取，我辈须力避之。刀与石，笔与纸（加之宣纸与水墨作用）工具材料之不同不得不察也。

吾之行草，始终致力于碑帖融合而不露痕迹，在笔意境界务追朴质自然，华滋浑厚，点画之间，一挥一洒力求超脱逍遥，不滞于物，耻作方头楞脑之状。明清以下，能臻此境界者，何绍基、吴昌硕、康有为，现代沈鹏老数人而已矣！

魏汉于大汉堂晴窗漫笔 2019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