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周，我见到了更多的照片，几年前我扮演安妮时，就听说过经济大萧条，但幻灯片上戴着帽子，穿着长外套，排着长队，站在施粥所前的人们，还是让我感到新鲜。金博尔博士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一排战斗机，散布在被炸毁的城市的残骸上，还有很多面孔混在一起：罗斯福、希特勒、斯大林。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投影仪的灯光而褪色。
下一次我走进礼堂时，屏幕上出现了许多新面孔，他们都是黑人，自从那次关于奴隶制的讲座后，屏幕上就再没有出现过黑人面孔，至少我不记得有过。我已经忘记了他们，这些美国人对我来说是外国人，我从没试着想象奴隶制的终结。毫无疑问，正义的呼声广为人知，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金博尔博士开始讲授民权运动时，我就是这样的心态，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年份：1963。我想肯定是弄错了。我记得《奴隶解放宣言》是1863年颁布的。我无法解释这一百年间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输入错误。我把日期抄在笔记上，加了一个问号，但随着屏幕上闪现更多的照片，教授所指的是哪个世纪变得清晰起来。它们虽然是黑白照片，但主题是现代的，栩栩如生，意义明确，它们不是来自另一个时代干巴巴的静物照，它们捕捉到了运动的瞬间。游行。警察。消防队员将水管对准年轻人。
金博尔博士列举了一串我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他从罗莎·帕克斯开始讲。一幅画面显示，一名警察将一个妇女的手指按进一块墨水海绵。金博尔博士说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落座。我把他的话理解成了她“偷了座位”，尽管这听上去是一种奇怪的偷窃。
她的照片换成另一个人的，一个身穿白衬衫的黑人男孩，系着领带，戴一顶圆边帽。我没有听他的故事。我还在想罗莎·帕克斯，我们会不会有人去偷公共汽车的座位。接着图片切换成一具尸体，我听到金博尔博士说：“他们把他的尸体从河里拖了出来。”
照片的下面有一个年份：一九五五。我意识到一九五五年母亲四岁了，这种意识让我和艾米特·提尔之间的距离轰然倒塌。我与这个被害男孩的距离可以以我所认识的人的年岁来衡量。这种衡量方法并不以宏大的历史事件或者地质变迁，文明的堕落，山脉的侵蚀为参照，而是以人的皱纹，以我母亲脸上的皱纹为参照。
下一个名字是马丁·路德·金，我以前从未见过他的脸，也从未听过他的名字，过了几分钟我才明白，金博尔博士说的并不是我听说过的马金·路德。我花了几分钟才将名字和屏幕上的图像联系起来，一名皮肤黝黑的男子站在一座白色大理石殿前，被一大群人簇拥着。我刚弄明白他是谁，刚了解到他为什么站在那里发表演说，便被告知他被人谋杀了，我仍然那么无知，以至于为此震惊不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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