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君列传》里最长的一段，就是赵良和商鞅两人的对话，这段对话里，赵良给商鞅提出来类似于功成身退的建议，商鞅不以为然。这一段对话也为商鞅最后的结局做好了铺垫。
商鞅在秦国变法十八年，其中有十年时间是作为秦国的相国，这十几年里，秦国的贵族大多都抱怨他，无非是变法让旧贵族的既得利益收到了威胁，旧贵族以各种理由诋毁商鞅，否定变法。
这一日赵良跟商鞅见面谈话，商鞅对于自己的功绩是这么说的，“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我在秦国的变法之举，硬是将一个习俗接近于戎狄的秦国，变得跟礼仪之邦鲁国差不多，这都是我商鞅的功劳啊。甚至自比秦穆公时期的百里五羖大夫百里奚，“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
赵良就给商鞅分析了百里奚和商鞅两人的不同之处。百里奚早年是作为楚国的陪嫁奴隶来到秦国的，在秦国又穷困潦倒待不下去了才回楚国放羊，被秦穆公对楚国用计，用五张羊皮把他换回来，并拜为做秦国相国。即便官居高位，帮助秦国称霸于春秋时期，百里奚为人也从不奢侈，七八年的时间里始终施行德政。百里奚去世之后，秦国人都很伤心。
反观商鞅，是从大太监那里找机会才得以求见秦孝公的，商鞅在秦国不是为老百姓做好事，而是大肆营建宫殿，还有施行残暴的法律，个人方面，平时外出商鞅也大摇大摆，十分铺张。商鞅施行变法，更是得罪了很多贵族。赵良指着商鞅说，你的危险即将来临了，还在贪念权位钱财，甚至做着延年益寿的梦，还赶紧找个僻静的封地安享晚年，做一些积德行善的事情。万万不能继续积攒百姓和贵族对你的怨气了！否则一旦孝公百年，商鞅你的日子顷刻之间就不好过了。商鞅当然没有听从赵良的建议，赵良也言尽于此。
我们历史地看待百里奚和商鞅，百里奚所处的春秋时代，虽是“春秋无义战”，然而春秋五霸也是以仁为名，以德为昭，并且春秋时期还是以局部战争为主，各国还没有统一的能力，只能是得到一些好处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再以此来赢得诸侯的赞誉。到了战国时期，兼并激烈得多，战争场面大得多，战国七雄也都曾有很大的机会兼并邻国。从对外政治和军事方面看，春秋时期的外交基本上是讲诚信有原则的，对外军事也是“义战”的形式，即便是披着皮的，也是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的。到了战国，外交手段如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就是主流，甚至有外交手段欺诈军事手段强制的割地盟约。
秦穆公时期形势允许百里奚的仁政教化德行治理，秦孝公时期形势不允许商鞅以德治国怀柔政策。自然百里奚因为仁德，取得了秦国人的爱戴也赢得了诸侯的尊敬，使得秦国在春秋时期可以称霸。商鞅采取法治军功制度，也让秦国在战国时期开始走向强大，从中期的衰弱又重新称霸，甚至还有了统一的基础。这两人的过程和结局是迥异的，但功劳都是巨大的，可以说做法是合乎历史潮流的，在秦国的历史上都算得上奠基者之一的地位。
赵良看到的是商鞅严苛的法律短期的效果，商鞅大肆建造宫殿，不停地采取军事措施，在赵良看来是劳民伤财败坏仁德，以此得出商鞅处于天怒人怨处境的结论。之后也是从商鞅个人方面给商鞅提建议，分析商鞅个人在秦国的情况，劝商鞅要懂得功成身退，否则继续积怨于贵族和平民，等到孝公太子继位自己就要大祸临头。可是商鞅不以为然。
那我们能不能这么看待呢，商鞅仍然身居高位，是为了巩固变法成果，他知道自己一旦不能掌握秦国的大权，自己的变法就可能会被旧贵族推翻或者被继任国君否定。在旧贵族势力仍然强大，下一任国君还没有继任，并且对待变法的态度还未知的情况下，不想自己和吴起一样一朝人死法灭，而是要用尽毕生的力量，来尽快让百姓和国家看到变法带来的更多积极结果，而不只是军事成果。即使自己的结局是免不了惨死，也要穷余生兑现理想，让身后的秦国能积极坚持变法。当然这是我积极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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