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法家的基本思路
这一章，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战国变法中，商鞅变法最成功。然后简单比较了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得出结论——商鞅变法不过是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和扩大版。
接着，作者指出法家学派的一个严重问题——它的思考完全围绕着君主利益这个圆心，而不顾及其他阶层的利益。
因此，法家变法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民众当成君主的工具，通过严刑军法，把百姓都变成一亦兵亦农的斯巴达式战士，把国家改造成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
最后，作者采用了很大的篇幅，将周代礼乐文化和法家文化进行了细致比较，让读者对这两种文化都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第一节
商鞅变法在各国变法中的时间排序是比较靠后的，商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抄袭者，这里我们来对比一下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
瞧，那著名的“徙木立信”，分明就是抄袭人家吴起的“车辕立信”啊——
吴起曾经在城北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厚加封赏。
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太容易了，这命令肯定是玩笑，所以根本没人去搬。
最后一个傻乎乎的士兵信了，他扛起车辕搬到了南门外。吴起真的赏了他大笔钱财，土兵们因此知道了吴起说话算数。
商鞅不过是效法吴起，把车辕换成了木桩，就此拉开了他的改革大幕。
至于商鞅变法的其他方面，和吴起变法也如出一辙。商鞅重要的举措是把全国土地重新划分成31个县，建立了中央集权，还取消世卿世禄、奖励车功、发展生产…………而这些都是吴起做过的。
可是，为什么战国诸国中只有商鞅变法取得了彻底的成功，而其他国家甚至吴起变法的效果都远远赶不上秦国呢？这正是因为秦国的落后。
第二节
法家是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反叛者出现的。礼乐文化追求的是典雅、宽容、仁爱、稳定，这种文化性格适合和平年代，在生死存亡的战争年代就显得刻板、迟钝和颟顸。相比之下，法家文化直接、痛快、高效。
法家推崇制度理性，要用制度解决问题，这个思路应该说比儒家更为高明。不过，法家文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虽然高效，但是残忍，这是它严重的缺陷。
比如主导楚国变法的名将吴起在政治上的崛起，就是通过残忍的“杀妻求将”来达成的。
齐国和鲁国交战，吴起因为善用兵被人举荐，可是他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担心他不尽力。于是吴起竟然杀了妻子，用妻子的生命换来了自己的功成名遂。
所以，法家提倡的是一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文化。
法家和儒家的思维方式在很多方面是针锋相对、完全相反的。
比如，儒家认为，民众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是为民众而存在的。法家却认为，君主是国家主体，国家的存在是为君主服务的。
比如，儒家认为，君主应该争取民心，获得民众发自内心的支持。法家却坚决反对这个观点，他们认为不懂得政治的人才会说要争取民心，那样国家必然要陷入混乱。
比如，儒家认为有恒产才有恒心。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因为他们有不大不小的“恒产”，所以心态很平稳。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财产基础，那么他就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会走上歪门邪道。
商鞅却说，治国之要诀就是压制、打击民众，削弱民众的力量。只有让民众既愚昧又贫穷，这个国家才能强大。
因为有手艺的人靠手艺致富，做生意的人靠经商发财，他们都有所依靠，就不把官府当回事，国家就不好管理。只有先让他们穷下来、贱下来、弱下来，他们才会尊重权力，把官员当回事。
比如，儒家认为，要任用知识分子，选拔贤人去治理国家。韩非子认为，这也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这些聪明人头脑太活跃，不容易统一指挥。知识这个东西虽然有用，但是副作用太大，因此只好割爱。把贤能和有知识的人赶走，这是治理的必需。
用有良心的人去治理奸恶之徒，这个国家必乱。用奸恶之人去压制有良心的人，国家才能强。
换句话说，就是要用黑恶势力来统治民众，让民众屈从于流氓统治、接受不合理的现状，这样民众才能越来越懦弱，越来越屈从强权。
因此，法家文化完全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霍布斯有一名言：“人对于人是狼。”然而在人类文化史上，将人性恶推到极致的，正是法家。
韩非子认为，人性本恶，百姓自私自利而且愚蠢，所以最高统治者不能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三样东西：法、术、势。“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
所谓“法”，就是指严刑峻法，严酷地对待百姓，运用好赏罚这个利益杠杆：不听话的，狠狠打击；卖命的，就给高官厚禄。
所谓“术”，就是权术。皇帝出于算计，任用大臣。大臣们世是出于算计，才给呈帝服务。所以基帝和大臣的关系，就是相互算计的关系。君臣之间，“一日百战”，一天需要玩100次心眼。
所谓“势”，就是严刑峻法造成的一种威势，一种恐怖气氛。这样就可调动起所有社会资源，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这样的理论，与贵族文化的性格反差太大了，在有着礼乐文明基础的其他国家很难彻底推行。这就是法家理论在其他国家都遇到了重重阻碍，变法都进行得不彻底的主要原因。
但是，秦国的民族性却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秦国的风气是贪婪、狠猛、残暴，所以商鞅之法完胜。
掩卷沉思，纵然现在正是赤日炎炎，可这法家文化还是令我整个凉凉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