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写评论，一手写随笔，这样折腾了一段时间。
这时发生一些事，有的跟工作有关，有的跟工作无关。但整体来说，跟舆论场和网络喷子有关。大概从2005年到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我突然发现和想通了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立场，而作为写手很难靠近真相。
不，我不是说类似温州动车事故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我们靠近不了的“隐秘真相”。事实上，我自始至终认为，事故中去世的人们值得深深哀悼，但当时舆论和喷子对动车的否定，确实过了头。所以当时在镇江的梦溪论坛，我还跟一些喷子吵过几场。我记得自己当时举过一个例子：十年前，上海南京之间坐火车需要四五个小时，现在呢一两个小时，有问题解决问题，用不着把动车说得一无是处。
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当时发生了一些类似现在的“舆论热点事件”，让我意识到，围观群众多了以后——哪怕是“无目的吃瓜群众”多了以后，你一嘴我一言，说的也多是毫无建设意义的牢骚怪话。而我们每个发言者评论者，甚至连真实状况都没有掌握全面透彻，就在一本正经大发评论，我们往往只是基于“自以为是的事实”聊一些“自以为是的道理”，其实却在误导读者。更何况，那时也有类似现在的“1450”和行走的“50万”，搞不好就会帮他们推波助澜。
那有什么意义？对着并不了解全部事实的新闻，满脸正义指手划脚，说着正确的废话，批判着未必如此简单的社会现象——到除了把水搅得更浑，把大家情绪搞得更糟，还有什么意义？
这个稿费来的快，但后来真是不想赚。其实要说稿费，那时候中青报的新闻评论好象是150每篇了，高峰时每周或每两周能发一篇。而且新闻评论有时效性，一般可以同时发几家辐射面不同范围的媒体，稿费就可以乘以2甚至更多，最低每篇也是50。但想来想去，不想赚这个口水钱，放弃了。
那个时候，还想起九十年代某个杂文作家声称“要写着杂文进政协”，我更加觉得不能接受也不想参与。我深深感到，作为写手，宁愿让这个世界轻松一点，也不要让大家因为自己的文字而更加牢骚怪话。再后来，我偶然看到勒庞的《乌合之众》，深感自己选择的正确。
这件事，对多数写手来说也许不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好象很重要。感觉自己如果一直沉浸其中，会让自己的写作变得功利、让自己的内心变得狭窄、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更不美好——纯粹为稿费而写，为赋新词强说愁，那有什么意思呢？伤害这个世界，以所谓貌似“满腔正义”实际却是“足不沾泥”的言论，误导别人而已。就像现在很多自媒体，有理无理都要挑话题，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吸引流量，一本正经地断章取义甚至煞有介事地胡说八道，一心赚钱的同时，成为“网络暴力”的创造者。
那正是我所不屑的。我很庆幸自己很早就想透了这个道理，大概2005、2006年之后就不再写新闻评论，温州动车事故以后更对网络舆论有了清醒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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