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东华
前言
学习比教育更伟大更人性
学习同教育是不同的两回事，这种不同在过去我们是不加区分的。那么在现代视野里，这二者之间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学习是主动的，教育是被动的；学习是出自个人内在的需要，而教育则是由外界对个人施加的任务。
凡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的“学习”，事实上都还是“教育”，教育就是让你去接受那些你现在必须接受的东西，是带有强迫性、服从性的；而学习则是你被一种从心底里的欲望牵扯出的愿念。教育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而学习是迫于自己内心的压力。教育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而学习是主体对其本身的作用。
任何一个有作为的人都是学习的榜样，但不一定是教育的榜样，如法拉第、爱迪生等；而任何一个教育的榜样也都是在将外在压力变成个人内心渴求方面的成功范例，像维纳、奥本海默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教是为了不教”或“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不要教育”这类名言便容易得多，因为这正是说教育的最高目的是让对象自动地学习。 由于学习比教育更本质、更伟大也更人性，所以在当代国际社会，过去的那种被动的教育正在被这种积极主动的学习所代替。
那么，在我们的学习或教育中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缺乏对未知领域的真正兴趣。教育与学习的不同，在于教育是逼迫你去对这些未知领域发生真正的兴趣，而学习是自己对这些未知领域真正感兴趣。
柏杨有一句话一针见血:“中国人爱上学，但不爱读书。”“爱上学”说明中国人希望受教育,“不爱读书”则是并没有对知识发生真正的兴趣。从这方面讲，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中国人上学是为“黄金屋”“颜如玉”，而并不是自觉地去追求真理。这样的教育在文化继承方面的功能达到了，但在文化创新方面的功能却被大大地削弱了。
2.缺乏单纯的知识标准。
3.缺乏改变陈规的自觉性。俗话说：“变则通，通则灵。”中国读书人的思维被过分强大的社会势力所规定。
4.缺乏创新文化的叛越性。“如果我看得比笛卡尔远一点的话，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虽然我们没有比对牛顿的这句话更为熟悉的了，却也没有比对这句话误解得更为令人吃惊的了。对于这句话，我们总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以它说明一个大科学家谦虚的美德。殊不知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在于揭示了西方文化发展的模式。
纵观西方文化发展史，一个极明显的印象就是他们的巨人是作为人梯的形象出现的。牛顿说他看得比笛卡尔远一些，是站在笛卡尔肩膀上，而不是站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肩膀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曾经是巨人，但对于飞速发展的人类文化来说，对于1300年后的牛顿来说，他们早已不是巨人而是巨猿了。
牛顿站在笛卡尔的身上而不是跪在他的面前表明了他对巨人的背叛，但是我们却不同，中国也有巨人，但是中国的巨人却从来不会去做人梯，后来者也不敢站到巨人的肩上，最多只能远远地同巨人一比高低，更有甚者，绝大多数人都对巨人俯下身去叩头跪拜，那些后来被称为巨人的人充其量也只能同前面的巨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
所以中国巨人的诞生不可能是以巨人的肩膀为摇篮，而必须远离前面所有巨人所划分的“禁飞区”，远远地同他们一比高低。
我们的巨人不是给后人提供肩膀，而是提供偶像，直到现在，一本《红楼梦》葬送了多少有才华的“曹雪芹”，一个孔子压死了多少有思想的“孔老二”呢？中国文人习惯于引经据典，稍稍有点叛越性，大家便共诛之。
5.缺乏令人肃然起敬的力度。林语堂对此曾有一段妙论：“看来，在衙门里喝一杯杯的清茶，在家里进行一遍遍的神聊，嗑掉一袋袋的西瓜子，这些活动把学者们的时间都占去了。一个人无法在力量上显示自己时，就要在合情合理这个道德品质上做文章。我们隔很长时间才能够出现一个司马迁、郑樵或顾炎武。这些人惊人的工作使我们联想到永远不知疲倦的巴尔扎克和维克多·雨果。”
的确如此，在中国历史上纵如李白、杜甫这一代诗歌大师，其五言七律即使数量众多也很难表现人类思想的恢宏气势。站在人类文化的峰巅上鸟瞰东西方学者的学术追求和成果，我们难免不为我们的学者兴起一种小聪明有余、大智慧不足的慨叹。
6.缺乏对世界广博深沉的爱。鲁迅1925年在《青年必读书》一文中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来，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中国的读书人有些类似于炼金丹的皇帝，他考虑的仅是自己的长生不老，而不考虑自己能够给世界增进些什么幸福。
相反我们去看西方的《论语》——《圣经》，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博爱，“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由于他们的宗教传统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因此他们的学者更多地关注人生与人类的问题，这就是鲁迅提倡多看外国书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极少出现南丁格尔、桑格夫人这类人物的原因所在。
7.缺乏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在“文革”中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是“形而上学猖獗”，意思是理论脱离实际，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平心而论，我们的文化传统太缺乏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灵气了，大至国家、小至个人都同样缺乏这种哲学思辨。中国近现代之所以难出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作家、大艺术家、大音乐家等，原因多在于此。
8.缺乏对终极目标的关怀。一个17岁的少年，在中学毕业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个少年就是马克思! 作者曾留心很多大家的传记，感到这些人从很小时候起就思索到自己的死，就像马克思17岁就想到自己将会变成骨灰那样。这种思索让他们不仅想到自己是人类中的一员，而且更是历史中的一员。
面对如此浩阔的背景，面对如此绝对而不能超越的标杆——死，他们紧紧把握自己的命运从而能够坚忍不拔、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芸芸众生中脱颖出来。
在这样的前言中作者既然想找出我们学习本身存在的问题，那么只能用西方来作为参照系，相信读者是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作者相信一个人只要对学习充满了兴趣，有一种内在的渴求去改造现实世界和探索未知世界，那么，他就是一个学习化的人，就是一个能不断完善自己的人，就是一个纯粹的充满人性的人。只有面对这样的人群，人类的进步和世界的美好才显现出那样的勃勃生机和充满希望。
第一章 寻找最有效的学习个性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也就更不会有较叶子复杂千万倍的两个相同的人，所以每个人的学习个性不能、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人的聪明才智有大小，学问有高低，各有所偏，各有所长。长于彼者或短于此，巧于此者或拙于彼。每个人只有扬长避短，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这就要寻找自己的学习个性。
每个人都是天才，每个人都能成为天才，而只有寻找到自己的个性特点，让自己的天赋在良好的环境中受孕，才能真正地让自己实现天才的梦想!
你的个性是你的最大财富，珍惜你的个性，寻找你的个性，这就是本章所要告诉和鼓励你的。
有人说，西方在16世纪发现了人，在18世纪发现了妇女，在19世纪发现了儿童；但是这并不能表明每一个人都发现了自己。
美国加州富尔顿学院心理系的陆哥·赫胥勒曾为此叹息道:“编撰20世纪人类历史的时候，可以这样写：我们最大的悲剧不是恐怖地震，不是连年的战争，甚至不是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而是千千万万的人们生活着然后死去，却从未意识到存在于他们自身的人类未开发的巨大潜力。
如此之多的现代人，其生活中心竟只是生活的安全，食物的充足，以及电视和卡通片的感官刺激。我等芸芸众生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人，或可以成为什么人；如此众多的吾辈尚未经历足月的心理和社会的诞生，却已经衰老死亡。”
02 寻找个性：人人都能成为天才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天才，但现实却是每一个人都在成为天才的道路上慢慢迷失方向，在自己不适宜的目标和岗位上发挥自己不擅长的能力而堕为庸才。
遗传进化学家设菲尔德说过:“停下来去考虑你自己的事吧，在整个世界史中，没有任何人会跟你一模一样。在将要到来的全部无限的时空中，也决不会有像你一样的另一个人。”
美国成功学专家拿破仑·希尔指出，每个生下来的人都是一名冠军。在生下你以前，数以亿计的精子参加了巨大的战争，然而最终只有其中的一个赢了。这个胜利的精子中的24个染色体所包含的全部遗传物质和倾向，是由这个人的父亲和他的祖先提供的。和这个胜利的精子所结合的卵核中的24个染色体所包含的全部遗传物质和倾向，则是由这个人的母亲和她的祖先提供的。而这个人的母亲和父亲本身又代表着20多亿年前为生存而战斗的胜利的极点。
因此，每个人在生下来时，已经从过去巨大的积蓄中继承了所需要的潜在的力量和能力，都可以成为天才。
每个人总有出众的地方，总会在某个方面超过他人，只要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培养，只要社会条件有利，他们即使没能成为天才，也一定会成为某一方面的杰出人物。
贝弗里奇曾把人分为两类，一类人惯于对外界的影响起强烈反应，一类人则消极被动地接受一切事物。
前一类人甚至在孩提时期就对别人教给自己的一切提出疑问，并往往叛逆传统和习惯，其思维带有主动性和进攻性。他们富有好奇心，要自己去探索事物。
第二类人更容易适应生活，而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能积累正规教育所传授的知识。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按照这两个极端来划分。很显然，第一类型的人适于从事探索性工作，而第二类型人的思维个性则适合于让工作尽善尽美。了解了自己的思维个性，就能珍视它进而发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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