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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是在东部沿海的小镇度过的,那儿有很多制造型工厂。小学某年,班里插进了不少外地借读生,大概来自中西部地区的,父母来镇上的厂里打工,便带他们一起来了。印象中他们最显著的不同是永远操一口普通话,不像本地的孩子会插播几句土话。如果要说还有啥不同,那便是他们的着装和面容了,“不时髦”“不整洁”是我能立马想到的两个形容词。因为是插班生,他们大多跟不上课程进度,加上方言和形象不同,班主任老师似乎不怎么喜欢他们。那时候同年级只有两个班,一个班塞满了五六十人,班主任管得很吃力。每当课堂纪律失控或公布考试成绩时,那位刻薄的凶女人不止一次朝着最后排的外地同学大吼:“上课再让我看见你们讲话,就给我滚回老家去!”“又拖了我们班后腿,滚回你老家去吧!”
自那以后,“老家”这个词,便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似乎它是一个恶劣肮脏的词汇,只附着在“成绩差”“素质低”“不讨喜”的人身上。在我成长的后几年里,这个词一度像把悬剑支配着我:我从不说这个词,即使做阅读理解或普通交谈,我都避开用它;大学时介绍自己的家乡,也刻意不用“老家”,仿佛说了这个词就会烂嘴似的。
直到这几年,我才开始接纳这个词,重新审视它。我发现,“老家”这个词也没多么落魄不堪,不就是“故乡”“家乡”的同义词么?当我也是异乡人时,才对“老家”的理解更深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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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我选择继续留在城里。这个城市有来自五湖四海打拼的人,应届生脱离学校,一头扎入社会的洪流,便与其他人无异,一样要租房,一样要找工作,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花了一番时间去适应,按现在的话来说,被迫经历成长的“阵痛”,最终适应了“社畜”朝九晚五的生活。外人看来似乎颇为辛苦,小到烧菜吃饭,大到办事就医,事事亲力亲为,从一个懵懂小白,迅速成长为自己的“主理人”。家人亲戚中不乏有不理解者,认为赚得少又吃苦,纷纷劝我早日归家,结束在外漂泊的日子。
有时候,他们会把我等同于镇上的打工者,劝说我这样背井离乡赚钱没必要。但我看来,背井离乡这个词未免形容过头了,而“打工”的含义在新时代的形势下正升级迭代为“离开老家去另一片土地发展”,且这批人也在自我迭代:第一代可能确实以温饱和养家糊口为目的,就像我小学时代外地同学的家长,他们往往抱团与同乡人相处,遵循老家的生活习惯,一般不融入当地社会,等赚够了一定数目的钱便迁回老家。
而第二代的诸位,包括我,不再仅仅以赚钱糊口,反哺家用为目的了。现在在我老家镇上的那些外地工人,他们已渐渐融入当地社会,慢慢适应那儿的生活节奏和娱乐活动,有些还自立门户做了小生意,或买了房,打算扎根。类似的,很多人留在大城市工作,也不单是为了挣钱。我在这个城市,找到了自己的爱好。我也在融进去,体验这儿的生活,结交这儿的朋友,实现自己的发展。“老家”是我身上的普通标签,它表示了出生地和籍贯,也映射出那儿的乡土人情在我这个个体上的体现,使别人能通过“老家”的名字对我有第一印象。但它不是一个快递单子,永远提示我们要把自己邮回父母身边。换言之,“老家”代表的是曾经,而不一定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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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家”束缚着很多人,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索,父母操纵着把我们攫住,我们走得越远,他们便越用力往回拉。这份力道中,附上了苦口婆心的说教,比如“落叶归根”,比如“回老家结婚”,还比如“一家人不分开”。但在离开象牙塔,乃至之后的几年时光里,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每个人处于社会中,他(她)首先是独立的个体。他(她)需当想方设法从自身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使自己能稳稳立于社会中,而不是一直眷赖父母家人的荫庇,盲从父母。当有能力脱离父母的笼罩了,他(她)才真的完成了蜕变。
父母看家乡,是“家”,不是“老家”。他们那代人一辈子呆在“家”,经历工作,结婚,生子,日子就定下来了,并不会萌生离家的念头。正因如此,他们虽见证了打工者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变化,却无法产生共情,反而会觉得在外头就是吃苦,离得远了便是漂泊,漂得再远也得回家。所以他们希求孩子脱离苦海,早日归“家”,什么蜕变不蜕变,在他们身边才放心。对,最好永远在他们的笼罩圈内,求的是一个掌控力——我的父母便如是认为。
但我并不希望如此。“老家”,只是一枚普通标签;“老家”,总归是会越离越远的。我选择离开了它,我想我可以有选择的。我成为了异乡人,不代表我忘了它,我身上不正带着它的基因吗?剪断那条绳索吧,我们总要有“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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