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总结一下作家王臣《不惧离散，只怕动情:萧红传》里，萧红的童年里至关重要的几个人物。
说起萧红这个名字，在文学史册上显得饥瘦伶仃，总像躲在暗处，一点也不愿意热烈。但其实，有谁知道，昔年旧日，她也有过一颗热烈如火的少女心。
有人说：“在萧红身上，岁月荒凉如故，命运亦不宽宏，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荆棘密布。”
这个存世不过31年的女子，童年是什么样的又度过了多少孤苦无依的日子呢？
呼兰。 中国北方以北的一个小县城，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北约三十里。松花江支流呼兰河流经小城，因此得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也正是这一年的6月1日，农历五月端午，在呼兰小城的张家，一个女婴也随之呱呱坠地，乳名取作“荣华”。这便是后来的萧红。新生儿的降临本来是一件大喜之事，但旧人迷信，说端午节是屈原祭日，出生于祭日是最不吉利的事。因此，端午节在生辰当中，被定义为“恶月恶日”。 那时候，流传一句话，说恶月恶日出生人，“男杀父，女杀母”。听来骇然。
父亲张廷举母亲姜玉兰，她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对于第一个孩子，多数父母一定会视若明珠，细心呵护。然而在当时，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当年，因为祖母范氏未能再为祖父张维祯一脉延绵子嗣，才将父亲张廷举过继入门，因此，孕期中的姜玉兰被全家寄予厚望，都盼着她腹中是个男婴。 所以，萧红出生之后，虽是喜事，但对家中长者而言，那欢喜之心也就实在有限了。只有她的祖父将她视若珍宝。尤更蹊跷的是，体弱的姜玉兰在生下萧红之后便久病不愈，八年之后病故。仿佛，当年坊间流传的话，一语成谶。真是让人悲伤。
父亲不喜欢她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自幼丧母，少年时又被过继到叔伯家中，内心之凄楚不是旁人能够理解的。 姜玉兰与他夫妻数十年，感情甚笃。在他心里，姜玉兰大概是这世上与他最亲的人了。也因此，姜玉兰去世之后，张廷举性情大变，昔日寡言沉默的一个男子，忽然变得粗鲁又暴戾，待人待事都失去了耐心。包括膝下的子女，尤其是萧红。 父女二人不亲近，大抵跟那一句恶月恶日出生的“男杀父，女杀母”有些许关联吧。她与父亲的关系极是冷淡，两人在家中几无可言。 原本父与女之间当有这世间最深之羁绊，深入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每一根经络。而萧红与张廷举之间，所延承的竟只有骨子里的桀骜、敏感和执拗，甚至还有一些坏脾气。 在张廷举眼中，萧红是个不经事、不解世情，甚至是不太吉利的人。可是，在一个女童或是少女的眼中，周遭的亲人和那个家，便是所有的“世情”，是一个孩童全部童年生涯的依赖。因此，在萧红的眼中，张廷举终究成了一个“失掉了人性”的父亲。她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写道：“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地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
之于女儿来讲，父亲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次拥抱或是背离以及待人待事的态度，都是深具意义和影响力的。而她从父亲那里沿袭下来的桀骜和坏脾气 这些天性使然的人格，对萧红的一生都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她对每一段感情，每一次人生方向的抉择，都是其性之使然。
母亲不喜欢她
重男轻女的思想，令旧时多数的女子都极不受宠，只把女儿粗糙将养着。更有可能的是，这些细碎又严酷的事发生在萧红尚小的年纪，姜玉兰又去世得早，她存留给萧红的印象连改善的机会也都没有了。她与母亲不亲近，她说她害怕母亲。在萧红眼中，母亲待她虽不似父亲冷漠，但也未见温柔。甚至，她觉得不比父亲好多少。她在《家族以外的人》里写过母亲打她的段落。说因为她偷偷拿了厨房的馒头，只有三个，便被母亲打。她爬上树躲着，母亲还追赶过来用“火叉子”戳她，划破了她的胳膊。《呼兰河传》里也有类似母亲用石头砸她的记叙。
父母本是指引子女人生走向的两盏灯。可属于萧红的灯，却是一盏一盏日渐暗淡，直至熄灭。姜玉兰到底是生母，断然不能轻易说她不爱萧红，只是爱，较之旁人的母亲，要复杂得多，隐晦得多。
继母跟她关系生分
萧红八岁时，母亲姜玉兰因病去世。 姜玉兰一死，张家连个操持家事的成年女人也没有了。这总是不行的。在亲友催促之下，姜玉兰身后百日，张廷举娶了第二任妻子梁亚兰。梁亚兰的妹妹梁静芝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一再强调梁亚兰待萧红好，恶言恶色皆不曾有，但萧红只是觉得，继母梁氏待自己只是“客气”，谈不上亲近。 萧红在文章《祖父死了的时候》中说：“这个母亲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各人说法不一，各有各的思虑。萧红本身也是有脾气的人，又很敏感。 人是何其复杂的动物。 有时候，疏淡和伤害是极其缓慢和隐蔽的。
祖母最不喜欢她
最令萧红憎恨的，是祖母。祖母范氏本来有一个儿子夭折了，张廷举是过继的养子，所以儿媳姜玉兰的第一胎在范氏心中的地位更举足轻重。可出生的是萧红，生日又在恶月恶日。凡此种种，无一不成为范氏轻视萧红的理由。 在萧红的记忆当中，祖母甚至曾用线针扎过她的手指。无论有心抑或无意，这一帧画面都成了祖母在萧红心中最深刻的印象。最令萧红愤懑的，是祖母对祖父的凶恶态度。在萧红心中，祖母体弱多病，却凶狠专横。 她在《呼兰河传》里这样写道： 祖父一天到晚是闲着的，祖母什么工作也不分配给他。只有一件事，就是祖母的地榇上的摆设，有一套锡器，却总是祖父擦的。这可不知道是祖母派给他的，还是他自动的愿意工作，每当祖父一擦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一方面是不能领着我到后园里去玩了，另一方面祖父因此常常挨骂，祖母骂他懒，骂他擦的不干净。祖母一骂祖父的时候，就常常不知为什么连我也骂上。
在张家，萧红孤独。 孤独，也许是天性，但极大部分的原因还是世情。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至今猖獗。更遑论萧红身处的时年。身为女子，总是悲怆。因着性别这样的缘故，她在张家并不受长辈喜爱。
祖父是萧红童年里的一盏灯
每个人的童年都住着一盏灯。 于萧红而言，那一盏灯，便是祖父——张维祯。在她人生中极重要的那几年，他予她柔软，予她亲切，予她温暖，予她人世的信任与挂牵，予她步入自己人生路途的勇气，和真善的信念。他如同她的信仰一般。
萧红六岁那年，祖母范氏病重去世，萧红怕祖父孤单，搬去跟祖父同住。 十岁祖父教她念《千家诗》的时候，她都极是兴奋。小小女童念起诗来，毫不含糊，底气很足，那声音洪亮得比祖父念得还要真切。也是她最早的文学启蒙。 萧红跟文字的缘分，追溯起来，大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那时候，张维祯已是七十多岁，身体也越发不如从前硬朗了。祖父一丁点儿的不适，都让萧红感到心疼。萧红不知道，这叫“疼惜”。她疼惜祖父，一如祖父爱护她。 日后纵她离家南下千万里，故园的祖父都是她毕生的牵挂。活着，还是死去，都无法让祖父在她心里的位置偏离分毫。她的一生也都活在祖父的温良与和善的庇护指引之下。
人与土地之间血脉相连。有一种融入彼此肉身与灵魂肌理的纠缠。一个人长成的样子，说话的腔调，动作的迟缓，甚至于内心的纹路，昂首抑或低眉的气场，都与那方生之养之的土地有关。一如她与呼兰。酷烈的寒，极低气温的冷，令她生来便是铿锵。颠沛流离的宿命刻进了幼嫩不清的掌纹里。一点一点生长，最终覆盖了她的一生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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