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知趣 未识苏东坡

人生不知趣 未识苏东坡

    人生不知趣  未识苏东坡

        苏东坡是孤独的。他的孤独与两个人密切相关。这两个人，一个是王安石，一个是司马光。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执正理念上有着严重的分歧。王安石主张改革，他认为正制不良就应该摧枯拉朽推倒重来，因此他任宰相期间出台了许多新正。而司马光则相对保守，他认为正治就像一座房子，不能因为有些地方漏雨就把整个房子拆了，应该哪里漏补哪里，使房子逐步稳固。王司分歧本来只是理念上的分歧，然而他们各有一群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们显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的想法，更没有看到他们分歧背后的一致——他们的治正理念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之上，即当时正制不良，社会不工，文化不彰显；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因此他们的分歧不过是方法论的分歧，他们所关注的都是黎民苍生。这两群支持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导致他们各自抱团形成了两个尖锐对立的正治集团:新dang和旧dang。这两个集团不是建立于理性思辩而是建立于狂热的信仰和木又力争斗之上，以致他们都视对方为正敌，当正期间都疯狂扌丁压“异已”。

        苏轼不屑于dang派争斗，独守圣王爱民之道，茕茕独立于两dang之间。王安石变法伊始，他即指出新正诸多不足，认为正令频出，导致民无适从，由是招到新dang忌恨。苏轼遂自请外放。近十年间，他先后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因调任湖州时给皇帝写的谢表中有两句话“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被新dang抓住把柄，说他“指斥乘舆”。这是要杀头的重罪。苏轼由此入狱，生命危在旦夕。所幸朝野多人挺身而出进行救援，就连当时已退休的王安石也为他说了一句“安闻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才得以逃过一劫，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数年后，司马光重新拜相，旧dang当正。他们认为苏轼反对革新，必然赞成守旧，于是召苏轼还朝，擢拔升用，不到一年连升多级，直至任中书舍人，知制诰，知贡举。然而苏轼并未因此“领情”，不久即指责旧正府败，并且说新正也不是一无是处。由此惹恼旧dang。苏轼再次自请外放，知杭州。二年后召还朝廷，却因正见不合，旋又外放，两年间辗转知颖州、扬州、定州，后放逐至惠州。苏轼晚年，朝中新dang再度当正，他被流放到海南儋州。

        就这样，苏轼怀着一心之正，不见容于新旧派系。他孤身一人在历史的风雨中颠沛流离。

        然而，苏东坡是快乐的。他的快乐，来自随遇而安。

        纵观东坡一生，春风得意固然有，却为时不多，更多的是不停遭遇责难、排挤、贬逐。若是他稍微隐藏一下自己的观点，奉承奉承王安石，或许就是下一任宰相。哪怕迁就一点点，也不至于人生如转篷。然而若是在意功名利禄，他就不是苏东坡！宦海沉浮，辗转奔波，并没有使他颓废，更没有让他感到人生无趣。相反的，他总是能从各个角落寻得无穷趣味。

        苏东坡好美食，他发明的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等美味佳肴已经流传了近千年。即使流放惠州——当时的惠州乃是荒僻之地——他也能品味荔枝的甘甜润美，并且乐在其中。为此还给弟弟苏辙写了一封信，说在岭南发现了荔枝这种水果，如何如何的好吃，并且叮嘱苏辙，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尤其不能让朝廷中那些陷亥他的人知道，否则他就不能长住在此享受美味了。东坡好品茗，他发明的东坡提梁壶，至今还是茶器精品。东坡好田园，被贬黄州时赋闲无事，领着家人在城东开垦了一块坡地，一家人共同耕种，其乐融融，“东坡居士”的雅号也由此产生。东坡好山水，所谓“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何等的洒脱惬意！东坡好饮酒，知杭州时西湖大堤筑成，“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与民同乐。正是这诸多乐事，造就了一个乐天派的苏东坡。

        孤独的苏东坡，快乐的苏东坡。

人生不知趣 未识苏东坡